“信用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信用的保证”。某位成功的企业家如是说。“信孚”，这间座落在繁华的下九路商业街的服装店，向以经营、加工男呢绒服装饮誉羊城，也向以“信用”为经营原则，历百年而不衰。
一个多世纪前，西洋的坚船利炮轰开清皇朝封闭的大门，西方的文化(这里指包括语言、服饰等在内的大文化)开始渗入到中国。广州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自然也最早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大街上长袍马褂的行人中开始夹杂西装革履，以后，人们对西服从陌生到熟悉到接受，穿着毕挺的西服甚至被看作是接受新思想的象征。由此，缝制经营西服的服装店也应运而生，1880年开业的“信孚成记”洋服店就是其中的一家。
“信孚成记”洋服店在今沙基一带，对岸的沙面是英、法等国租界，对于以洋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洋服店来说，这是有利的经营地点。“信孚成记”洋服店的创始者是邓月波，三水县人，精明能干，善讲英语，与洋人有来往。建业之初，为了保证质量，该店所备的西服面料和辅料，如呢绒、丝里、毛扑等，全部使用进口货；所雇用的工人都是手工精巧的师傅，量身、裁剪、试衣几个重要的成衣步骤都由同一个师傅负责，车缝亦指定专人制作，所制西裤采用裤腰“前上后直”的款式，抱肚托腰，适合大肚脯的人穿着；并且实行上门量身、上门送货的服务。由于选料上乘，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服务周到，商业信誉好，很快就赢得顾客的好评，打开了销路。邓月波还发挥他懂英语之长，亲自参与商店的业务活动，与洋人打交道，沙面外国领事署官员及附近粤海关高级官员、洋行高级职员开始订购“信孚成记”西服。11人的前店后场的洋服店就这样迈开了它百年历史的第一步。
民国以后，欧风渐熏，“信孚成记”洋服店也因而生意稳定、声誉日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店业交予邓月波其子邓达潮掌管。1942年邓达潮决定把“信孚成记”迁到下九路80号。
邓达潮颇有经营气魄，把“信孚成记”洋服店易名为“信孚行”洋服店，又耗资军票13万日元以扩大新店营业规模，总面积前店后场达95平方米，工场工人及店员增加到14人，经营范围亦灵活扩大，除仍旧保留来料加工和备料定制西服外，还增加了高档呢绒面料和丝里、毛扑等辅料的零售。经营地点及经营范围的改变，加上信誉好、牌子老，“信孚行”洋服店又有了生机，年营业额达25万港元。
广州解放后，“信孚行”洋服店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服装流行以棉农为主的中山装、军干装、棉大衣、棉短褛，西装的需求量相应下降，“信孚行”一贯进口的呢绒、丝里、毛扑等原料也因形势变化明显减少。1956年公私合营前，“信孚行”已处于半歇业状态，全部资产折合人民币仅4100元。
公私合营后，资金和技术的输进，使近乎瘫痪的“信孚行”又振兴起来。
1958年广州市全面调整商业网点，有人提出撤掉“信孚行”，但朱光市长认为“信孚行”牌子老、信誉高、有过硬的传统手工工艺，应该保留，“信孚行”因而幸得保存，并且合并了“美美”服装店，迁址到下九路70号，扩大了经营规模。
“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信孚行”洋服店去掉80多年的“信孚”老字号，易名为“东方”服装店，并搬迁到今址下九路73—75号。
1982年1月，店铺林立的下九路重新挂出了“信孚”的牌子。恢复旧名号的“信孚”店，对商场进行了全面的装修，工场更新了设备，并陆续进口日本先进的缝纫机、钑骨机、风眼机等80余台，并开始对信孚店进行全面的改革。
首先，改变了对工场工人、商场店员传统的管理方法，这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环节。信孚店废除了自1966年以来实行的“计时工资制”，代之以工场工人的“计件工资制”，商场店员则以销售金额、销售件数为考核标准。商店全面装修，明亮的玻璃柜面、款式多姿的时装模特，“欢迎”、“您好”的亲切话语，使这家百年老店焕发出青春。
其次，在保持传统经营特色的同时，信孚店扩大了经营范围，灵活、多方面地满足各消费层次顾客的需求，同时提高营业额，增加了利润。
再次，信孚店改变过去“守株待兔”、消极等待顾客上门的销售方式，一方面积极组织货源，与厂家建立固定联系，并及时反馈销售信息；另一方面积极推销商品，让商品走出商店，让顾客认识商品。信孚店经常组织商品参加服装展销活动，扩大影响。如参加第一、二届“珠江杯”时装大赛展销活动、“迎全运”广州日用工业品展销会、盛马牌牛仔系列产品展销等。还积极把产品推向全国，1987年参加了“北京十城市中老年服装展销”。展与销结合，是商品经营的新的有效路子。
熟悉消费者心理，并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改进服务项目，是信孚店赢得顾客的又一“秘诀”。
经营、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的改革，使信孚店声誉日隆。
产品的质优款新使信孚店顾客络绎不绝，1983年获省优质产品称号的毛料男大衣，年产千件仍供不应求。日本驻穗领事也慕名而来，邀请名师量体做西装。一名香港顾客被信孚店热情周到的服务所感动，当他收到质优款新的服装时，盛赞信孚：贵店服务优质、产品优质，取名“信孚”，确如其名。
（稿件来源：广州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