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胡一川登上黄山鲫鱼背写生。
从木刻到油画，从革命艺术家到中央美院、中南美专、广州美院三校领导，从浪漫激情到铮铮傲骨，胡一川是百年美术史上少见的一位将革命与艺术融为一体的艺术家。
胡一川除了在木刻方面留下一批经典作品外，还留下大量油画杰作。美术评论家认为，过去对胡一川的研究远远不够，他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品质。
“努力罢，日以继夜的努力罢，只要能贯彻最近的创作生活，顽强的奋斗下去，我认为我的理想没有不可实现的。”胡一川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的话语，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关于胡一川的艺术和人格，我们采访了广州美术学院潘行健教授。
访 谈
受访人：潘行健（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谈艺术
他坚守艺术的本质
南方日报：胡一川的艺术朴素而充满力量，能否简述其最大的艺术特色？
潘行健：胡一川在艺术上对印象派和表现主义情有独钟，这是艺术家本色的体现。印象派的特点就是光色，它有一种可以离开内容、离开画面的独立追求。对于印象派，胡一川虽然口头上没有提倡，但是骨子里，他对印象派光色是非常重视的，这也是他艺术本性的一种表现。
另外就是表现主义。我们可以拿他跟当时有影响的版画家，如古元、黄新波等人来比较。我觉得他最大的与众不同是他的表现主义风格。古元的风格是很写实的，新波是一种很细的刀法，黑白对比很强。而胡一川是表现主义很浓的手法，用刀很跳跃。从新兴木刻运动到后来延安木刻再到建国后，表现主义风格的木刻艺术家不多，有表现主义气质的木刻家也屈指可数。像胡老这样表现色彩很浓的木刻家几乎没有。从《到前线去》开始，胡一川就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表现深入，这代表他风格的初露，也代表了最后的确立。他的本性偏爱于此，坚持了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放下了刻刀，拿起了画笔，他的油画也充满了表现主义的色彩，高度概括，用笔豪放。
南方日报：在延安时期，胡一川的木刻吸收了一些民间年画和连环画营养，他是如何协调大众口味和自己的艺术追求的？
潘行健：在延安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年画风格的木刻，让老百姓看得很明朗，表明他在融入新生活时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后来对他也有影响，他的油画虽然是追求光色，但没有完全跟印象派走，还是从民间的艺术里面吸收了营养，在色彩、结构、线条的运用上，保持了画面的明朗。胡一川在对自己艺术的追求里面有调整，在变化里面对自己的艺术有坚持。
罗工柳曾经详细地回忆过对胡老的评判：“以前批评他的画不通，但是历史证明，最后还是胡老对。”这说明胡老的信念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证明了他的前瞻性，证明他对艺术的本质的坚守，这种价值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谈教育
推动艺术与生活融合
南方日报：胡一川参与建立中央美院、中南美专和广州美院，他在美术教育方面的贡献是什么？
潘行健：中南美专1958年改建成广州美院，在胡一川的引领下，一方面广美保持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其地位也晋升为全国性美院。1958年以后，广州美术学院师生们每年都下乡创作，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种非常具有激情的生活。即便是上世纪60年代，师生们也坚持下乡创作、体验生活。所以，广州美院师生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和广东这块热土紧密联系，使得这所美术学院拥有地方特点、时代特点。
这也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提倡的，艺术必须深入生活、反映生活。我理解的岭南画派有一种特征是“俗”——通俗、民俗，就是跟民间的结合；而这个特色与胡老的美术教育理念相吻合，他在延安时期通过自己的实践，在思想认识上已经确立了一个观念，就是艺术跟生活、跟人民融合。
作为一校之长的胡老也一直把“艺术与人民、社会的融合”的思想贯彻到办学过程中，贯彻到全校的教学里面，并得以实践、提升，最后变成了师生们一幅幅作品，而且得到全国美术界的肯定，这是很不简单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老主掌广州美院期间，培养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画家，林墉、王玉珏、汤小铭等等都很感谢胡老。那一代艺术青年来到广州美院，既学习了艺术，也学习了人生，学习了艺术和人生的关系，创作出代表广州美院教育的作品。所以，这代广东美术人一说起胡老就怦然心动，盛赞他是一个美术教育大家。
谈贡献
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南方日报：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胡一川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潘行健：“一八艺社”展览里，胡一川的几幅作品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几幅版画，我们因此说他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从20世纪开始，中国的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件。胡一川不仅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者之一。有了这个定位，我们才能公平、全面地去考察胡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价值和影响。
可能还没有人从这个方面去研究他，那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胡一川。胡老一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失去一个知识分子应当有的光彩。从听鲁迅演讲后开始木刻创作，后来到了杭州、上海的“一八艺社”，从那时开始，他的思想已经有一种对现实的关注，一种对黑暗的揭示，对社会现实的质疑，那时，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性已经显露出来了。
南方日报：胡一川有着多重身份，你认为他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潘行健：我觉得是他对艺术的纯粹追求。如何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这是他留给后辈最大的启发。我印象中，广美有两个最纯粹的艺术家，一个是王肇民，一个是胡一川。所谓最纯粹就是说，他在追求艺术的时候不受非艺术的因素干扰，或者尽量排除这些干扰。人啊，既有对假丑恶愤怒的一面，必然有对真善美爱的一面，就像鲁迅的对联里“千夫指”对“孺子牛”。但是艺术往往容易被客观环境左右，还有容易被名利所牵绊。在这种情况下再看胡一川、王肇民，做一个纯粹艺术家实在太难了。
而在那个时代，没什么功、没什么利，学习美术的过程形成了艺术和人生的基本走向。远离功利、脱离浮躁。对于胡一川来说，不管那个时代给了他什么，他内心里面永远是一个艺术家。没有通过艺术家去达到别的目的，他的一生，对我们这些从事艺术的后辈来说，永远是一个榜样。
作品点评
《到前线去》 (黑白木刻，1932年)
这是中国现代版画创作中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胡一川创作这幅作品时年仅22岁，由此基本确立了他一生的绘画风格。作品以一位振臂呼号的青年为主体，以他的躯干和手臂形成的两条大斜线组织画面，人物塑造并不写实，但用概括、强烈的绘画语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中国觉醒的民众对日本侵略者发动“9·18事变”不可遏制的激愤之情，到战争的前线去！到艺术的前线去！这是胡一川人生的真实写照。作品尺幅虽然不大，却力盈天地，是一种男性的、力量的美，气势博大，真挚感人。（点评人：齐喆，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攻城》 (套色木刻，1946年)
这是目前我们可见的胡一川最后一张版画创作。这是一张油印套色木刻版画，此后他也创作了同名的油画。胡一川断断续续进行了15年的套色木刻创作，他的套色版画创作数量和质量均超越同时期的版画家。《攻城》描述了一个宏大的战争场景，画面造型语言延续了胡一川一贯的粗旷朴拙的风格，在色彩运用上则体现了艺术家的主观概括与整体色调控制能力，只用有限的几种色彩，通过巧妙的冷暖对比以及色域的控制和黑白灰的布局，成功地营造出激战正酣的战争氛围。胡一川在同代版画家中的色彩控制能力是超群的，目前学界对胡一川套色版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点评人：齐喆，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挖地道》 (布面油画，1974年)
这是胡一川最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代表作之一，表现了作者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和对艺术的渴望与热爱。作者从挖地道这件事的侧面切入历史，以巧取胜，利用煤油灯光来渲染和烘托，以光寓意；用粗黑的线条勾勒出方正粗犷的造型与浑厚雄健的结构，以拙喻力。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创作手法与创作观念的发展——进一步缩减人数，并呈代表性姿势，力求简明扼要，以小胜多；形体概括，着意表现笔触的厚实与自由的摆放，以气附韵；动作配合，赋予掘土与铲土两个方向力的呈现，以静衬动，具有深远的美学意蕴。（点评人：汤弼明，胡一川研究所研究员）
《南海油田》 (油画，1987年)
这是胡一川重要的油画代表作之一。油井架原本是没有绘画性的，很难有人能把它画好。此画首先反映了作者对艺术的热爱和天性，其次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感情。表现手法上带有明显的夸张成分，他采取了自己独到的眼光、手法，用了大量的黑线以及夸张的色彩，把井架和火焰凸显出来。比如火焰那么大，真实情境中是不可能的，但在油画中是可以成立的；真实的海浪也不会那么大。这就像唐诗说的一样：“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作者就是利用这种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把这个作为一种物象，表达出了他心中的钻井油架。（点评人：杨尧，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刘家峡水电站》 (布纹纸油画，1986年)
这是1986年胡一川赴西北地区途经刘家峡水电站感怀而作。从语言形态上看，画面被有如开山斧一样的辛辣而果敢的用笔劈凿出来：远景的白云呈方块状在山峦上方磅礴升腾，缤纷而浩瀚；中景的山体巍然虎踞河道两旁，刚猛而威严；而近景的河水呈泥浆状扭动翻滚，坚韧而顽强。艺术手法上，作品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浑然天成的态势直达“气韵生动”的境界，并呐喊出高亢激昂的强音，引发出人格化的象征意蕴。它是胡一川晚年油画艺术炉火纯青的体现，也是画如其人的印证。（点评人：汤弼明，胡一川研究所研究员）
《汕头风光》 (麻布油画，1974年)
这是胡一川重要的油画代表作之一。这是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阳光灿烂，河上航运川流不息，普通的石头叠在那里，这在很多人看来也没什么稀奇，但在他的眼里，就感到有一种力量、张力，有一种象征意义，仿佛千百年来它就在那里巍然屹立，守护着汕头的两岸，见证着沧桑的变化。作者使用了擅长的黑色，在描绘石头时，采用摆、皴、擦等手法，通过色块的对比，慢慢过渡。比起早期的“土油画”，作者的风格已经有些现代的洋气，手法很丰富，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完全是一种更纯粹的油画语言。（点评人：杨尧，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编辑：琦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