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最初的西行，大多和传教士结下不解之缘，《孙子兵法》亦不例外，但《孙子兵法》后来的传播又有其本身的特点——与军人息息相关。《孙子兵法》的西传资料也跟其他经典西传一样，颇零散，据湘版汉英《孙子兵法》的校注者张和声介绍，格里菲斯所撰之“西方语言中的《孙子》”比较全面，据此我们大致可以理清其西行脉络。

　　《孙子兵法》最早传入西方是在1772年，译者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阿米欧神父，迻译中国兵书是他除传教之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并且这还是在法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伯林的授意下进行的。阿米欧翻译《孙子兵法》时，所据的底本是满文版的《武经七书》，汉文《孙子》和各家注释仅作参考，可见这个最早传入西方的译本只能算得上一个转译本。阿米欧的译文以意译为主，而且原文中混入了注释及其本人的论述，错误较多。不过，他的这个法译本的出版，立即引起了注意和好评。有的评论认为：“《孙子兵法》涵盖了色诺芬、波里比阿和萨克森所描述的战争艺术的要素。如果法国的将士都能研读这部伟大的兵法，这将有助于国家的强盛。”

　　1860年，第一个俄译本——《中国将领孙子对部下的训导》出版，译者为俄国汉学家斯莱兹奈夫斯基。1910年，《孙子》的德译本在柏林出版，译者是布鲁诺·纳瓦拉，当时并未引起德国军界的重视。

　　《孙子》最早的英译本是英国军人卡尔·巴罗普上尉根据日译本转译的，1905年在东京出版，1908年又出了修订本。由于译者所依据的日语文本质量不高，该译本讹误很多，贾尔斯对卡尔·巴罗普的译文大为不满，认为该译本错漏百出，使孙子蒙羞。为了替孙子正名，贾尔斯精研孙子原文，以优美的英语重新翻译，1910年在伦敦和上海同时出版。贾尔斯汉学根底深厚，他的译文紧扣原作，并有详尽注释，堪称上乘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又出版了三种《孙子》英译本，但质量均不如贾尔斯的译本。1949年，美国宾州军事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贾尔斯的译本，1981年，英国作家克拉维尔在美国出版了他编写的《孙子兵法》，他在前言中说明，英语译文全部取自贾尔斯的译文，只对原注略作调整。这个本子后来多次重印，在英语世界中影响较大，湖南出版社又于1993年用此译本编成汉英对照《孙子兵法》出版。

　　对贾尔斯译本的主要批评来自美国学者、准将格里菲斯。1963年，格里菲斯在他重译的《孙子兵法》前言中指出，“《孙子》的五种英译均不能令人满意，即使是贾尔斯的译文也有不少需改进之处。”格里菲斯根据清代学者孙星衍校勘的《孙子十家注》重新翻译，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作序，该译本是目前西方较为权威的英译本。值得一提的是，格里菲斯在1963年版的英译《孙子》前言中明言，《孙子兵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和中国军队战术理论的重要来源，也是苏联军事思想所接受的中国遗产，要了解中苏两国的大战略，不可不读《孙子》。从《孙子兵法》的西行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从阿米欧神父到格里菲斯准将显然都是带有“知彼”的实用意图来翻译《孙子》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四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