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录》 赵柏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定价：128.00元
在4月16日举行的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作家赵柏田凭借《南华录》荣膺“年度散文家”。这是近年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首次将“年度散文家”授予一部古典散文作品。赵柏田左手小说，右手散文，20多年来致力于明清思想史、文艺史和知识分子的写作，出版多种著作。而去年出版的《南华录》，像古典庭院里一株华丽幽美的牡丹，一下子吸引了读书界的注意。
《南华录》描写了明万历以后南方中国艺文世界，以深情摇曳的笔触记叙了文徽明、汤显祖、董其昌、陈洪绶、张岱、李渔、黄宗羲、屠隆、沈明臣、祁彪佳、李日华、项元汴、周亮工、吴其贞等诗人、画家、曲家、鉴赏家的个人命运和艺术心灵，也记录了计成、张南垣、苏昆生、罗龙文、柳敬亭、汪然明等民间艺人和匠人，更将商景兰、薛素素、钱宜、王荪、王微、杨云友、林天素、柳如是等传奇女子的命运融入其中。
从明代江南最大的收藏家项元汴切入，经屠长卿、汤显祖、张岱、徐渭、李渔、陈洪绶、祁彪佳等，到钱谦益、周亮工，《南华录》构建起庞大的美学世界，凝聚了一种文化之“魂”，呈现了南方美学的绮丽风雅，营造出一种类似《红楼梦》的氤氲氛围。
事实上，《南华录》开篇《古物的精灵》的结尾写到薛素素的一方脂砚，多年流转后，落到了曹寅手上；末篇周亮工一章的结尾写到曹寅回忆幼时跟随任江宁织造的父亲到南京，周亮工时常把他抱在膝上，教他学文的情节。赵柏田表示，这些人物与曹家看似巧合的关系实是有意为之。“《红楼梦》写‘情幻’，是极度繁华之后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南华录》写的是‘物之哀’，一场破碎了的江南大梦。但《红楼梦》是中国作家的叙事宝典，够我学一辈子的。”
作者在史学的搜罗与考辨下了大量功夫，参考征引生活史和艺术史文献典籍300余种，加之十年的明清知识分子书写和思想史、政治史研究，构成了《南华录》写作的基础。然而赵柏田认为，此书更重要的是史识与方法论的建构，他不仅借鉴了年鉴史学派的布罗代尔和彼得·盖伊等新文化史家的方法论，还力求追摹王国维“可信”与“可爱”的历史写作观。
访谈
以人物关系结构全书
南方日报：在《南华录》之前你已经研究明清知识分子和文化史多年，明清南方文人的文化史为什么这么吸引你？
赵柏田：我对思想史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那时我陷入了对康德和黑格尔的疯狂阅读，就有做一个哲学家的野心，只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时代已经不会有哲学家了。我的第一本未刊稿就叫《安魂之所》，打印了几本在朋友们中间流传。生活承载着思与诗，生活是我们的安魂之所，这是我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时的体认。
写晚明的南方士人，写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种种，也是一个写作者与题材的遇合。写的过程中我一直有这种感觉，这个世界一直在那儿，等待着我开掘进去。之前我已经写过以思想史为背景的《岩中花树：16至18世纪的江南文人》，后来又从权力结构着手写了《明朝四季》。特别是《明朝四季》，一直让我有一种“吸入了历史的尘埃”的感觉，那尘埃甚至是带着毒素的。我想写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向度：人如何实现内心的自由，这个过程可以通过把精神寄寓在器物和艺文上来实现。
南方日报：《南华录》构建起中晚明庞大的美学世界，你如何评价明代中晚期绮丽、风雅的美学特征？
赵柏田：我首先要呈现一个庞大的、坚固的物质世界，然后让这个世界生长出摇曳的精神之花。这个世界物质性的一面让人放心，也让精神有了附丽，晚明人正是在对物质性一面的赏玩中，在敏锐的感官之上，建构起了他们的生活美学和一整个精神世界，这就是飘浮于那个时代之上的生动“气韵”。我找到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或者说博物志式的写法。福楼拜的《库瓦尔与佩居榭》对我有启发。
这本书是以人物关系结构起来的。“关系”目前就是我的一个叙事伦理。《南华录》以项元汴开篇，结尾的是周亮工。周经历了那个繁华时代，又入清出仕，但他一直做着记忆的保存工作，我称他为一个“文化守夜者”，让这样一个人物来做一个时代的注脚，保持了全书体例的完整。本来我还写了扬州的出版人张潮，成书时基于结构方面的考虑，把他舍弃了。本来还有大量引文和注释，考虑到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也忍痛舍弃了许多，只保留了主要的引文和注释。
我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正如封面那片繁花，所谓“风华而又奢靡”，又衬着一个乱世的背景，有一种梦幻的迷离感。本来设计师想用云锦纹案，或仇英的画，都不如那片繁花贴切。
南方日报：《南华录》征引宏富，游刃有余，书中哪一段或哪个人物对你最有触动，为什么？
赵柏田：屠长卿是沉溺于情与欲，汤显祖是阳明心学的传承者罗汝芳的弟子，他写情，是以情证道，我是把这两个曲家作为对位来写。这种对位书中还有许多，比如陈老莲与周亮工。
经营个体生活美学空间的晚明士人，普遍沉溺于物的世界。项元汴、王世贞等沉溺于古物，祁彪佳沉溺于园林，董若雨沉溺于香料和古怪的梦境，张岱沉溺于现世的享乐。他们的这种“风雅”相尚，在我看来就是内心里对自由的追求，它是现世重压之下知识人的一次心灵突围。但最令我心仪的不是这些书中人，而是他们同时代的一个思想家黄宗羲。他对沉溺于享乐的世风有警醒，对封建帝制中国有尖锐的批判。这种思想的力量可以穿透时空，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批判性，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世最精华的部分。
有效的虚构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现场感
南方日报：相比“历史小说家”如高阳、二月河、唐浩明、熊绍政，“文化散文家”如余秋雨，你如何处理历史散文写作中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
赵柏田：从文献中提炼出生动的人物和细节，这取决于你对话的能力：与古人对话，与时间对话。这种对话的前提，是你得抱有陈寅恪说的那种“理解之同情”。这种劳动实质是一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转化。某种程度上，是你唤醒了这些人物，他们带上了你的体温和认知，是你创造了他们。这是我的写作与学院考据式的写作很大的不同。我是基于人性层面的考察，写的是他们情感的历史，是世道人心。这是一个作家的叙事伦理。
历史写作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纪实与虚构。这是历史写作的任督二脉。几年前凤凰网记者采访我时用的一个标题就是，他已打通了任督二脉。历史写作可不可以虚构？这根本是一个伪命题。哪有不虚构的写作，司马迁不也虚构？普鲁塔克不也虚构？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迁并不在场，写得如同亲见，不靠虚构靠什么？有效的虚构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现场感，让读者对历史有真切的认知，它不是瞎编，孟森先生认为瞎编是一个道德问题，“劈空结撰，殊伤道德”。这么说历史写作有点像炼金术士，他拿着一个坩锅，像马尔克斯笔下的第一代奥雷良诺上校炼制小金鱼。他要掌握好配方、火候，才不至于炼出的是一块块焦炭。到底是纪实多一点，还是虚构多一点，每个历史写作者都是握有秘方的。掌握的方子不一样，炼出的小金鱼也不一样。重要的是动手前要想好，你要把手上的材料做成个什么样的东西。
南方日报：《南华录》到最后浸透着一股破败和病态之感。你是否也寄予了某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批评？
赵柏田：一个王朝的危机，归根结底是军事的失败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明朝更是如此。在检讨得失时，让知识界承担过大罪责，是知识人责己过苛，过分道德主义了。一个政权的覆灭，负主要责任的是当政者和具体的执行者，知识人和民众，怎么可以拿来当替罪羊？
晚明士人的生活空间营建，他们所取的隐逸的生活设计和规划，有无奈，也有隐忍的抗争。在一个政治黑暗的年代，这是一种值得赞许的生活态度，也包含着他们的生活理想。他们对今人的启迪在于，美是一种拯救，任何时代里，人性都必得有艺文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