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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传(全2册)》书摘

2016-06-17 09:42 来源:南方网

  《道金斯传(全2册)》 (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著 魏薇 译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6年6月定价:169.90元

  精彩书摘

  编者按

  道金斯是世界知名的科普作家,他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在世界上累计畅销百万册,被誉为继达尔文后最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他的自传《道金斯传》分为上下两册——《一个科学家的养成》和《我的科学生涯》。上部以时间为顺序,理查德·道金斯自述了自己在非洲的童年生活,回到英国之后的求学生涯,在牛津攻读研究生以及早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情况,直到1976年出版成名作《自私的基因》过程。下部以主题为线索,分别讲述了自己在牛津执教的39年里,参加学术会议、在圣诞大讲堂讲课、撰写科普著作、拍摄纪录片、创办西蒙尼公共科普讲座等人生经历。本文即摘自下部,评价他的挚友贾雷德·戴蒙德。

  第一次和贾雷德·戴蒙德见面是1987年在洛杉矶。当时,我正在为《盲眼钟表匠》编写彩色版的“生物形态”程序,于是在洛杉矶停留了两周时间,在苹果公司里艾伦·凯的研究机构中工作,忙得不亦乐乎。那里的工作氛围十分和谐。在开放式办公区域中,我与几位智商超群的年轻程序员共事。我对Mac工具箱深奥的内部运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更令人开心的是我的居住环境。那时,我借住在热情好客的格温·罗伯茨(GwenRoberts)家。罗伯茨是一位数学老师兼益智题解谜达人,时常请五花八门的外国访客来家里小住。她诡黠有趣,如果写书,一定能写出最神奇的故事。每天早上,我乘公交车从罗伯茨家去办公室,午休时与一帮极客共进午餐,经常是从附近的小吃店订三明治外卖。而其中有那么一天,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请我外出吃午饭,此人在生物学领域可谓大名鼎鼎,但我始终没机会一睹真容。他就是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商定,他开车到苹果公司的办公室来接我。他的几本著作都是荣登榜首的畅销书,于是我站在街角,寻找着车流中散发着低调奢华气质的汽车。他开的车,就算不浮华,也至少应该是雍容华贵的吧。但当一辆老旧的大众甲壳虫,沿着笔直的公路,从地平线一路颠簸、喷云吐雾、歪歪扭扭地开到我身边时,我看都没多看一眼。没想到,此车竟吱吱扭扭地停了下来,车窗里出现了戴蒙德博士微笑的面孔。我上了车,只见车顶上悬着的旧式窗帘掉下了一半,颠簸间,我还要不时躲闪晃到面前的半截窗帘。之前,他没有告诉我打算带我去一家什么样的餐厅,但看到这辆颇具个性的大众汽车,我心里大概有数了。我们将汽车停在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里,然后步行到一条小溪旁边。小溪的岸边,草地丰美,绿荫葱葱,凉爽宜人。我们坐在草地上,戴蒙德拿出了他准备的午饭。只见在一张大布里,裹着一大坨奶酪,还有几块干巴面包。他又掏出一把瑞士军刀,对着这些东西切了起来。这样的环境,多么适合激发起谈话的趣味性,远比喧闹不堪的餐厅完美得多。在餐厅里,总会有媚笑的服务生过来说“我是戴蒙德,今天由我来为您服务”,对着菜单念一遍特色菜,然后还时不时地跑过来打断谈话,问“味道如何?”而戴蒙德带来的奶酪和面包,在那样富有牧歌风情的环境中,吃起来味道还真的不错。

  在英国的小酒馆里,面包加奶酪,叫做“农夫午餐”。这个说法并不古老,不知道是哪一分的天才营销手段,借用了BBC广播剧《阿奇尔一家》(TheArchers)中时代颠倒的搞笑段子。讲的是一个老农民边怀旧边抱怨,说他为村中小旅舍供应的“农夫午餐”根本比不了他年轻时在普鲁曼吃过的午餐。

  我再次与戴蒙德见面是1990年。长岛冷泉港实验室主任詹姆斯·沃森邀请戴蒙德和我共同组织一场会议,庆祝这处著名研究机构成立100周年。会议主题为“进化:从分子到文化”。如今想来,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到场的一群德国语言学家。他们讲起话来,十分直接。戴蒙德主动向他们发出了邀请,我可能也怀着美好的愿望,想象着语言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之间一定有许多共同语言。随着历史的延续、时间的发展,语言会逐渐变迁。从表面看来,这一现象与生物种群随地质时代的演变而变化存在相似之处。语言学家研究出成熟的方法,通过对古代失传语言(例如原始印欧语)的衍生支系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能对其进行重建。这样的方法,在进化生物学家看来,再熟悉不过。特别是分子分类学家,在沃森-克里克提出全新理论之后,更是整日与所谓的分子文本打交道。而且,我们的类人祖先首次产生语言能力的情境,也是生物学家十分好奇的话题(虽然在某些语言学家看来,这一问题因无法追溯,所以是禁谈的)。1866年,巴黎语言学协会宣布,由于该话题永远无法找到答案,所以禁止对其继续进行讨论。

  这样的禁令,在我看来极为荒谬。无论重建工作有多难,语言一定存在一个起源或几个起源。一定存在一个从祖先的前语言状态向语言状态过渡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是真实存在的现象,无论巴黎协会对此有着怎样的好恶,都确确实实地发生过,而对其进行猜想,并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我们的祖先,是否经过了一个像大猩猩手语那样的阶段,虽然词汇量丰富,但不存在如今人类独有的层级嵌套的语法?这种层级嵌套语法结构,是不是突然间由某位天才个体提出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向谁传授了这种方法?语法是否像软件工具那样,随内在的无声思想而诞生,后来才通过有声语言的方式实现了外部化?我们能否从化石中分析出我们各类祖先能够发出的声音范围?这些问题,即使超越了我们的能力所及,也必定存在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会在下一章继续讨论这些话题。

  戴蒙德和我保持着通信,一起做出一份会议嘉宾名单,但我必须承认,大部分专业工作,都是由他完成的。等到会议真正召开时,却令我颇有些困惑。会上,语言学家自信地宣称,能对相对较为临近的古代语言(如公元前3500年的原始印欧语)进行重建。这样的自信令我颇为钦佩。对原始乌拉尔语或原始阿尔泰语的重建,我完全能够理解。通过更加严格的类推工作,我想,从理论上可以将这些原始语言输入到同样的重建熔炉中,然后就能生成一切原始语言的始祖——“原始诺斯特拉语”。但事实上,我觉得,就连许多语言学家都觉得这样的方法有些太过牵强。

  说到这里,还是让人挺感兴趣的。但当我提出了一个明显不经大脑的直白建议后,却一下子释然了。作为一名进化生物学家,我为了做出点贡献,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认为语言进化和基因进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某类生物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如地质事件)分化成为两类,而分化所造成的差异一旦大到无法实现杂交繁殖的程度,那么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两类基因库之前是通过性繁殖得以混合的,而之后即使相遇,也不可能再次融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为物种分化所下的定义。相比之下,语言在形成分支之后,还能再次汇聚为一体,形成纷繁丰富的混合体。这就意味着,虽然生物学家能针对所有现存哺乳动物追溯到曾生活在亿万年前的某一母系个体上,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可以将所有印欧语系追溯到生活在数十万年前东欧的某个特定部落所讲的某种特定古代语言上。

  俄罗斯语言学家一听此话,立刻勃然大怒,激动得面红耳赤。语言从来不会融合。我结结巴巴地问道,那那那,英语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对着我嚷道:一派胡言!英语是纯粹的日耳曼语。“英语中有百分之多少的词汇起源于罗马?”我问。“嗯,大概80%吧。”他们不假思索地给出了这个目空一切而又自相矛盾的回答。就这样,我又缩回到生物学家的保护壳里。虽然受了打击,但并不全然信服。

  会议取得了成功,戴蒙德和我感到十分欣慰。他来到牛津,做“西蒙尼讲座”的嘉宾时,依然是那么谦厚有礼。他特意为拉拉和我带来了一瓶那帕溪谷的赤霞珠,还在瓶身上认真地写下了最佳品尝期在2005年到2017年。他这样精致的生活细节,与其说是与那顿面包加奶酪的午餐相悖,不如说是相得益彰。等到这本自传出版之时,我们一定要打开这瓶好酒庆祝一下。戴蒙德是著名的生理学家、鸟类学家兼生态学家,而除此之外,他还极为渊博,通晓多种语言,对人类学和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西蒙尼讲座”上,我们也因他的渊博而大为受益。那次讲座,是围绕着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Steel)进行的。讲座极为精彩,让人不禁想到,在他之前,为什么没有历史学家针对这个话题著书立说。为什么要靠一位科学家来展开如此令人目眩的历史画卷?

  摘编自《道金斯传》

编辑:张林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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