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子
春事繁盛到难管难收，海棠团簇、山茶明艳、樱花烂漫、牡丹富丽……几乎每一株都使出了浑身解数，非要开到荼蘼才好呢。连它们都知道，绚烂到极致，也就到了尽处。古人这时候，要折将一枝，插在瓶中，即便留春不住，亦可使它缓缓归吧。
古人是真爱花。每到春盛，百花盛开，不管男女老幼，皆沉浸在花海。种花、赏花、摘花、赠花、佩花、簪花……爱花之盛形成一种风尚，花便有了不同的内涵。
可为信物。《诗经》中有记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春天里，惠风和畅，万物复苏。正当妙龄的年轻人到大自然中去欢会，双方生了好感。可终有一别，临行相赠什么好呢？如此妖娆美丽的芍药，不正是青春的见证吗？赠与良人，也待来日相见。
山茶
可为供侍。《南史》中记载了最早的佛前供花情景：“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莲花高洁，不染纤尘，呈来献于佛前，以清水浸润，莲花愈发葳蕤，佛祖必能听到俗子的虔诚之意吧。
可为雅事。“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庾信《杏花诗》）这杏花开得如许好，折来一支，剪裁插置在花盘里。金色的盘子衬托着红色的花蕾，真是恰到好处的美丽。室内有花清芬，正好款待宾朋。
这说的便是插花了。
古人爱插花
插花，将花木剪裁插置在花器里，欣赏花木姿容之美。这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在人类幼年阶段，长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先人们，已能领会花卉的美丽。他们折取野花来装点鬓发，装饰居穴，所谓“菊花须插满头归”，“插了梅花便过年”，便是这一情景的写照。这是插花艺术的雏形。佛教流入后，才渐渐发展到以鲜花和果品供神。如此，插花在佛教仪式中沿习，在民间中逐步发展。
到后来，人们审美意识萌芽，审美情趣提高，花材则或枝、或花、或叶，甚至枯树、硬石，依着不同的线条、造型、颜色、浓密、高低的关系，赋予一定的思想和感情，插花有了再生的意义。
这便要晚至唐朝了。彼时，社会风气开化，博爱开放的唐人爱花更甚。每到二月十五的花朝节，赏花大会如期举行，规模之盛，可用举国形容。君王提倡，文士尚雅，仕女爱花，处处呈现一派争奇斗艳的盛况。各种关于花的活动，也琳琅满目，尤其是插花艺术，进入了黄金时期，甚而举国有以花会友、寄情花木之风。
瓶花
唐人甚爱牡丹，牡丹的雍容华贵，与唐人的气度甚是符合。每当牡丹花期，人们争相赏花、买花。宫廷中则比较排场了，会举行牡丹插花会，且有严格的程序和非常讲究的过程。罗虬《花九锡》中说：“重顶帏（障风）、金错刀（裁剪）、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欣赏）、新诗（咏）。” 有帷幕蔽风、剪刀采折，浸以甘泉，插入玉缸，摆放在雕文台座上，画图弹琴，品酒吟诗。好不热闹！“九锡”就是九个程序。对插花所用工具、放置场所、养护水质、几架形状以及挂画都有严格规定，还要谱曲、咏诗讴歌，再饮美酒方能尽兴。
彼时文化兴盛，绘画、诗词文学已发展到一个为后世所瞩目的阶段。文人雅士喜爱作画、吟诗、赏花。文人插花便是在这时开始的。与此同时，佛教盛行，佛前供花也十分普遍，于是深山古刹、寻常街巷皆花影婆娑。
胆瓶秋卉图页
唐朝宫廷的牡丹插花，气派是气派，但要说文雅，恐怕比不上南唐后主李煜的“锦洞天”。《清异录》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做隔筒，密插杂花，榜曰 ‘锦洞天’。”每到春事烂漫，百花盛开，李后主命人在雕梁画栋间，拱柱台阶上，做上一排排的小木筒，再遍插百花。花筒平铺组成花墙，花墙延伸辗转，一个拐角，一个檐边，忽入花海，忽坠桃源，可不是锦色盖地，别有洞天了！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南唐的插花用了挂花或吊花，容器是竹筒，花材是杂花。距今一千年的南唐插花展览，如今想来也是引人入胜。
李后主的发明，实在是要奢有奢，要雅有雅，怪不得后人要模仿呢，这说的是宋朝的文人。宋朝文人，偏爱雅事，插花怡情、饮酒吟咏怎能少得了？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提到这样一位文人太守：“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做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屏障，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驻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洛阳牡丹闻天下，花期盛时，采摘来千朵万朵，也做一个锦洞天，宴请宾客，雅俗共赏，多好！这李后主的遗风，不仅学到了精髓，而且规模也是惊人啊。无怪乎插花与焚香、煎茶、挂画要合称为“文人四事”呢，都雅到一块了。
瓶花图轴
要说插花艺术得起精要者，还得数明人。明代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人文风尚，决定了它偏爱天然的传统。一旦艺术归于天然，就找到了永恒的法门。犹如人归于赤子，就找了心灵的皈依。在天然一派的追求中，插花也是力求简洁清新、色彩淡雅，讲求参差不伦，意态天趣。找到不二法门的文人们，似乎有了灵犀之术，一大批插花专著相继问世，如明代张谦德著《瓶花谱》、袁宏道著《瓶史》。对花材的选择、处理艺术，保养方法，插花风格，花性认识，构图技巧，色彩和体量的协调，品赏情趣等均有深入的论述。爱花之士甚至总结出一系列的赏花之道，他们不仅为各类鲜花划分等级，同时对插花所用的工具、置放场所、养护水质、几架形式等都给予了严格的要求。中国插花在技艺和理论上走向了成熟，至今影响着当代的插花艺术。
好花配美器
在人类的幼年阶段，随手折下一支花，簪在头上，拿于手中，赠与良人，或者干脆放在陶碗中，是朴素的贮存方式。一旦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储藏花草，对容器的要求也就苛刻了。如此，一路走过来，才奉献了如许多的花器种类。仅材质上就有陶瓷、金属、玻璃、藤、竹、草编等多种选择。
正如“瓶中插花，盆中养石”，不同的花型和插花方式，也需适配不同的花器，才相得益彰。比如，宋代流行“理念花”，用插花艺术来表现理学的哲理和审美观，“以理为表，以意为里”。插花则以虚灵清雅布局，花器用藤或竹等简易材质。皇室官宅的插花则需要盛大隆重，花篮能布置各种艳丽花枝，是大型盘花的不错选择。
但若又要隆重，又要理念，明宣宗朱瞻基有更好的想法——铜器。他有一幅画作“壶中富贵”，画的是一只狸猫仰望上方铜卣中盛放的白牡丹。铜壶花器虚悬，内仅花三朵，中间绿叶渐层而上，逾于梁上，极富轻盈之趣。既不落俗套，又有皇家气象。明代边文进有一幅清供图，画梅、松、柏、山茶花、兰、水仙、灵芝、天竺子、红柿、如意，也是巧妙地布插在铜壶里，十种花材各有寓意，色彩是红白绿互衬，虚实相映，是一幅描绘隆盛型加理念型插花的佳作。
钟鼎插花
不过，“花神之精舍”，最终还得是陶器。作为插花的陶器“细媚滋润”，又透着朴实无华的天然，所以最得花神的精神。李渔《闲情偶记》说过：“瓶以磁者为佳，养花之水清而难浊。”古人使用的插花陶器大多出自名窑，像“哥窑”、“定窑”、“官窑”，都以生产花器而名传千古。“我见不忍折，移裁白定瓷。”清人的诗句便是此意。
除了材质，花器的样式形态也多变，有盘状、瓶状、蓝状、筒状等等。比如，佛前供花，做法会时常需鲜花作散开状，是为“天女散花”，用盘状的花器是个不错的选择。后人还据此发明了“占景盘”，类似花泥的辅具，使盘花更加随意。庾信的《杏花诗》，“金盘衬红琼”，用的莫不是盘形花器呢。但若禅房供花，一支瓶已足矣。
瓶状插花是古代插花最常选用的容器，口小而肚深，所需花材较少，造型简洁明快，陈设厅堂斋室，格高韵胜。瓶又有广口、细口、莲口、长颈、细颈等之分。把瓶形插花发展到极致的，是明代文人。中华花艺史上三篇经典作品《瓶花三说》《瓶花谱》《瓶史》就分别出自明代的高濂、张谦德和袁宏道之手。《瓶花谱》开篇即是品瓶：“凡插贮花，必须择瓶”。瓶花之盛行可见一斑。文中详细列说了花瓶之事。铜瓶瓷瓶，使用何种材质要应乎时；大瓶小瓶，选择尺寸要应乎地；瓶的造型高低，瓶的烧造古今，对插花的品赏，贮养，从整体到局部都逐字逐句评说，同时也是在谈花瓶的品赏。明代那时，比起紧张的仕途官场生涯，闲暇的素人生活更能获得文人的热情。取用“尚清雅”，“安稳不泄气”，“尚古”等瓶的高格器质，不仅符合明代文人的清雅喜好，安稳且有容的形制也正是审美理想的所在。瓶花可以让明人体会到世间的惊奇，也可以承载明人去体验生命的真实。
瓶花
瓶花虽好，用时可也需注意时节。张谦德《瓶花谱》中有此观点“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因乎时也。”为什么？古时冬天室内并无方便的加温设备，瓷器花瓶插花，冬月生冰容易使瓷瓶破裂。用铜瓶也须在瓶内放置锡管，不然也会冻裂铜瓶。李渔《闲情偶记》中也说道：“然铜者有时而贵，冬月生冰，磁者易裂，偶尔失防，遂成弃物，故当以铜者代之。”袁宏道亦有相似的言论：“冬花宜用锡管，北地天寒，冻冰能裂铜，不独瓷也。水中投硫磺数钱亦得。”
以花影人
古人爱花，在种植花卉、赞美花卉的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花卉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事物，而成为了带有某种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他们借由花卉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审美价值。所以才有屈原的餐花佩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李白的邀花共饮、林通的梅妻鹤子。
在中国文人的眼中，花经常化作活生生的人，成为文人的知音和情感寄托。宋朝有一首咏海棠的诗：“海棠脉脉要诗催，日暮紫锦无数开。”海棠半舒半卷，脉脉含情，非要诗人吟出好诗来，否则就不肯开放。这里，海棠分明变成了一个多情而娇媚的女郎。面对如此佳人，文人们自然会希望她能常伴左右，可是“我见不忍折”，谁会舍得攀折如此美丽的花呢？想来想去，只好“青泥瓦斛移山花”、“移栽白定瓷”，连根带土移到自家的花器里。
明人陈继儒曾说“瓶中插花，盆中养石，随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插花这类风雅之事，非性情之人不能得道。可也偏有些文人不顾这些，硬是“折入文窗纱并绿，剪刀携得丽人情”。在这折、剪的过程中，文人们把自己的情感、寄托表现出来。不过，倘若没有这“折”、“剪”，又哪来今天的插花呢？
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相信物我本属一体，因而崇尚自然，将自然作为心灵的寄托和归依，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文人插花最典型的主题——遣怀，即抒发内心的感情。在中国式的插花中，与遣怀这一主题相应，花材也常被赋予个性、格调、品级和象征。
抚琴图
唐《西溪丛语》曾把花分为“三十客”：“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妖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木犀为岩客，海棠为蜀客，踯躅为山客，梨为淡客，瑞香为闺客，菊为寿客，木芙蓉为醉客，酴醿为才客，腊梅为寒客，琼花为仙客，秦馨为韵客，丁香为情客，葵为忠客，含笑为佞客，杨花为狂客，玫瑰为刺客，月季为痴客，木槿为时客，安石榴为村客，鼓子花为田客，棣棠为俗客，曼陀罗为恶客，孤灯为穷客，棠梨为鬼客。”花自田野，是为客，自然敬，但这敬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好比清客、贵客要上座，俗客、恶客倒罢了。《花九锡》中还将花卉依性情做了组合。“花九锡（牡丹—注）须兰惠梅莲辈，乃可披襟，若芙蓉踟蹰，望仙山木野草，直维阿耳，尚可锡之云乎……”牡丹是贵客，只有兰花梅花莲花才能与之对坐。
可以想见，那些名贵素雅且富于象征性的花卉常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六朝以前文人爱兰花；六朝时文人特重荷花；唐代则以牡丹为主，宋代又以梅、莲、牡丹、杏、菊、水仙、兰、竹……为文人插花的素材，此种风格延至明代，仍以梅为主轴。它们出现在文人的厅堂斋室，经插花妙手点化，便有了含蓄的能量，引人入胜，又启人思索，实有情聚一束而意存深远之妙。
中国人也崇尚自然，将自然作为心灵的寄托和归依是其表现的一方面，其表现的另一方面在于对自然纯朴的推崇，爱“天然”而忌“雕饰”。这也使得中国插花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色，就是每一支花的自然形态都得以充分舒展和体现，这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式插花用花量少的特点，虽不至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确是力图通过疏密、虚实的巧妙安排，在小天地里做大文章。
这种疏朗清明的插花特点，颇合中国文人的理想气质。明·高濂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里描述书斋陈设，“左置榻床一，榻下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简单清朗的陈设，古朴素雅的插花，是中国文人的内心写照，也是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
春是尽了，去便去吧。好在夏天有荷，秋天有菊，冬天有梅，即便没有花，只是胡乱的几枝青蔓萱草呢，古人们也就随意折来，为的是那份自然的心性、天地的陪伴。花开花谢，一任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