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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一代代读者走进古典文学的大门

2018-03-09 00:34 来源:光明日报

  【编书者说】

  引领一代代读者走进古典文学的大门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琐谈

  以1952年《水浒传》的出版作为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以下简称“读本丛书”)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这六十多年间,它历经了一套大型丛书出版的起起伏伏,也堪称整个古籍出版行业的小小缩影。读本丛书最初规划五十种,后来选题屡有变化,直至后来下设三个书系,又推出“读本丛书典藏”,其中走过的道路虽然坎坷曲折,但出版的质量却是世所公认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中,本丛书入选32本,即是对这六十余年漫长而卓有成效的出版之路的肯定。

  一

  1952年9月,由冯雪峰主持、聂绀弩领导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整理校订后的《水浒传》,其后陆续出版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1953年后又出版了《乐府诗选》《诗经选》等一批古典诗歌散文的选本,这时一套丛书的框架已经初具。但这套丛书的定名,则是1958年的事。当年出版社的《五年出版规划》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名称,丛书要求是:“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把古代到清末的历代文学作品,加以精选,加以注释和分析批判性的序言,供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它还详细列出丛书序言或后记的写作要求,并拟定了包括诗、词、文、戏曲、小说等各种不同文学品种的五十个目。这个初步的规划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进展顺利,其后则受到“文革”的严重影响。

  1976年“文革”结束后,原国家出版局拟定了编辑出版四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计划,读本丛书即位列其中,这个规划明确了读本丛书的读者群体是“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工农兵及干部”,同时也“为文学工作者提供借鉴”,丛书定位则是“优秀文学遗产的选注本”,计划的选题也是五十个,1985年之前出齐。丛书的实际出版基本是按照这个计划执行的。

  1981年,党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对古籍出版无异于一针强心剂,因此在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规划中,准备对原有的选题进行修订补充,下分三辑,数目也从50种猛增至150种,对这套丛书的期待显然大大增强。

  目前读本丛书已出版的有50多个目,时间上涵盖了先秦到明清,文体上则从诗、词、文到曲、小说,都有涉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读本丛书出版的第一个高潮。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之初,社长冯雪峰就确定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因此50年代时几个学术价值较高、普及程度较好的选本都进入了读本丛书,如《水浒传》《红楼梦》《汉魏六朝诗选》《宋诗选注》《长生殿》《桃花扇》等等。第二个高潮出现在“文革”结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这时有许多成稿已久但被“文革”中断的书得到出版,如《唐诗选》《中国戏曲选》等;还有的则是在凛冬过去、春暖花开的环境中,重新繁荣起来的学术界的新成果,如《唐宋词选》等;还有一批作品在这段时间得到修订和重新整理,这种情况以《水浒传》《红楼梦》为代表,重新选择了底本并对校注做了全面的修订。第三个高潮则是在这十几年中,一批新的选本加入进来,扩充了原来读本丛书的框架,尤其是唐宋以后的文选和诗选也陆续列入丛书,使得读本丛书的结构更加合理。

  这套丛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与当时的环境是分不开的。当时是古籍出版的“黄金年代”,有人就认为“那个时代与今天相比,未可称为先进,但书名题签、绘图多出手工,富于人文气息,装帧设计自有一种朴素的韵味,引人喜爱。而从内容上来说,当时的古籍整理出版集中了一时俊彦,人物之盛,无与伦比”。读本丛书正是在这个名家辈出的时代,各方面要求极高,才奠定了今天的影响力。傅璇琮先生就说:“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比较注重普及读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五十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影响很大,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都在这套书中,很受欢迎。这是当时的一个大项目。”

  二

  读本丛书是一套普及类的丛书,以今天的出版业运作方式,短时间内做出规模、提高销量并不是难事。但在1958年规划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对它的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许觉民在《四十年话旧说新——祝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一文中说:“当时出版社编有《文学初步读物》一套,大多是通俗读物或快板诗之类,他(冯雪峰)认为这是地方出版社的任务,而且他们也会出,必有重复。人民文学出版社……应以提高为主,读者对象应是知识界和读者中文化素养较高的。”正是基于这种对读者群体的定位和认知,丛书在各个环节都要求较高,入选丛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孟庆锡就说:“十年动乱前,收入本丛书的仅有十二种,粉碎四人帮后,文学出版事业又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这几年新收入本丛书的有十六种之多。”从数字便可看出丛书选书的谨慎。

  与专业的古籍点校本有所不同,这套丛书不仅要求点校,还要求编注,而想要编选精当,注释准确,对作者的眼光与学养都有很高的要求。有时在编辑过程中,从编选到注译到审稿到修改,还要经过多人之手,多方合作提出修改意见。如《唐诗选》一书,初稿和修订工作由余冠英负责,参与的有王水照、陈友琴、乔象锺,短期参与的有钱锺书、吴庚舜、范之麟、董乃斌,给予过帮助的有何其芳和王伯祥,成此一本书,谈何容易!因为有这些先生们的谨慎而辛劳的工作,丛书才能一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成为今后出版的标杆。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从诞生至今天六十多年间,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成为大家公认的经典选本,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对成书质量的极端重视。这是和作者与编辑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以余冠英先生为例,他是读本丛书中出现最多的作者之一,他所编选的《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和主持编选的《唐诗选》,都是公认的经典。曹道衡先生曾经说,余冠英先生对于《唐诗选》几乎是每一页都反复推敲,例如对《长安古意》一首中“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两句,余先生的解释就和过去各家都不一样,他指出“借蜂蝶的眼写那些一般人所不能看到的宫内景色”,对照全诗理解,这种解释便令读者明白,宫闱禁地普通人不能得见,只有自由自在的蜂蝶才能飞越,才能看到卢照邻所写的皇家景象。余冠英先生曾说他做编选的目的是“把优秀的作品择要推荐给一般文艺爱好者”。据曹道衡先生回忆,余先生将读者放在心上,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有一次,我到余(冠英)先生家,他正在对李颀的《送魏万之京》中‘昨夜微霜初渡河’一句作注,我觉得这首诗并不费解,‘昨夜’句中也没有什么难字和僻典,似乎用不着花这么多工夫。但余先生考虑的不光是要注释得正确,还要使读者能更好地体会到诗的妙处。”正是如此的态度,才使得读本丛书成为既有学术专业性,又被普通读者接受的书籍。

  编辑的细致认真也对成书质量有很大影响。如弥松颐先生,他是《中国戏曲选》《元明清散曲选》的编辑,在编辑《元明清散曲选》时,他与编者洪柏昭信件往还,订正了许多讹误,也补充了很多内容。例如他在信中商榷“逃禅”一词:“‘逃禅’一语,本稿三出。一,元(代)景元启小令【双调·殿前欢】《梅花》‘逃禅老笔应难画’;二,明(代)杨慎套数【北仙吕·点绛唇】‘醉来时学苏晋逃禅’;三,清(代)托盋懒云套数【北双调·新水令】《咏秦淮灯舫》‘又何必逃禅学道’。本稿三注,景曲曰:‘逃禅,以信奉佛教来遁世。禅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杨曲曰:‘逃禅,逃避禅戒。’托曲曰:‘指逃遁世事,学习佛教和道教的哲理。’”其后结合《西厢记校注》“逃禅”为“醉酒而背其教”的含义认为,可于杨曲本注中,与景曲互见,并列出第二说:“逃禅见元·景元启【双调·殿前欢】注一,又,‘醉酒而悖其教,曰逃禅’。《订伪杂录》七‘逃禅’:是‘逃而出,非逃而入。’王嗣奭云:‘醉酒而悖其教,故曰逃禅。’犹逃墨(不遵奉墨翟学说)、逃杨是也……此种处理,尊意以为妥否?”如此细致谨严的编辑,对本书及《中国戏曲选》后来都被列为国家高校统一教材也可谓居功甚伟。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丛书选择作者时的高标准,作者编写时的高标准,编辑工作时的高标准,才有了丛书整体上的优势,也是这套丛书一直以来行销不衰的原因。仅以《宋诗选注》为例,1958年出版以来,重印、再版20多次,发行40多万册,是真正的“长销书”。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本丛书提供了一套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的入门读物,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引领他们走进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

  三

  新世纪以来,面对新的出版形势和新的读者需求,这套丛书有重新规划的必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套丛书整合分类,下设了三个书系,分别是四大名著、历代诗选、断代文选。历代诗选从《先秦诗选》至《清诗选》均已出版,断代文选则有《唐文选》《明文选》《清文选》等,加上已有的词选、戏曲选、四大名剧等,丛书已经基本做到了结构平衡、分类明确。

  稍有不足的是,许多读者群体较小的诗人选集多年未能重印,近几年中也很少有新书再纳入到这个丛书之中。因此在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动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以下简称“读本典藏”)的编辑工作。读本典藏最初主要是为了将那些近十年来未能重印但极有价值的诗人选集重新推向市场,在选题策划的过程中,又逐渐对一些书进行了修订、增补,同时也纳入了一些新品种。目前推出的第一辑共十七种,分别是:《史记选》《乐府诗选》《初唐四杰诗选》《王维诗选》《李白诗选》《杜甫诗选注》《韩愈诗选》《元稹诗文选》《柳永词选注》《苏轼诗词选》《辛弃疾词选》《唐宋词简释》《宋词三百首笺注》《宋诗选注》《金元明清词选》《元人杂剧选》《中国古代戏剧选》。这其中像《史记选》《初唐四杰诗选》等是多年未能重印,《宋诗选注》《元人杂剧选》等已是经典书目,入选能保证第一辑在选目上的完整与平衡。《杜甫诗选注》等进行了较多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宋词三百首笺注》和薛天纬先生的《李白诗选》则都是第一次纳入到该丛书中。

  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初版于1979年,其后多次重印,行销海内多年。在学术界,它的学术意义是公认的;在读者群体中,它的可读性也受到读者的肯定,“普及性的选本,则首推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杜甫诗选注》出版后,萧涤非先生一直系念于心,直到去世的十二年间多有批注,其子萧光乾和其孙萧海川将这些写在书页页眉、页脚或是小纸条上的批注辑录出来,共得193条。这些批注有一些是原注的补注,有一些是萧涤非先生个人的感想,还有一些是原诗相关的资料,内容十分丰富。此次读本典藏推出的该书增补本将这些批注全部收入,附录于原书之后,方便对照查看,可谓原书的升级版。

  而如现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宋词三百首笺注》,之前都未收入到丛书之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拿到版权后,先是将《宋词三百首笺注》收入名家名选丛书,《唐宋词简释》则是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唐先生这两本书的价值自不必说,初版30年来的市场表现也证明了读者的认可。因此读本典藏收入了这两本书。这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第一次收入唐先生的书,既表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唐先生的敬意,也展现了读本丛书的入选标准。

  《李白诗选》是本次读本典藏第一辑中唯一的新书。这个新选本主要以王琦注本的《李太白全集》为据,共选诗289题343首,占李白传世诗作的三分之一强。它的主要特色在于选诗的原则,“一是最能体现李白精神与艺术风貌的作品,二是诗篇编排起来能比较完整地展现诗人的生平经历”,因此“诗的编排采用编年体”,依李白一生的六个主要阶段(蜀中时期、“酒隐安陆”时期及初入长安前后、移家东鲁及供奉翰林时期、去朝十年、从璘及长流夜郎前后、晚年)来编排诗作,并在注释中对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多有吸收,比如两入长安的经历和相关诗作的系年及内涵阐释。这是一个能反映新时代李白研究成果、选诗精当、编排完整的选本。

  读本丛书的出版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它不仅见证了图书行业的变化,也见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代编辑的努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许多编辑对这套丛书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曾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许觉民曾经中肯地说:“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我以为这套书很值得保留……中国古代文学浩如烟海,为使爱好者获得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修养,这套书便是一个极好的门径……我以为一个出版社保留若干套可以经久不衰的丛书,正是一种文化积累的标志。”这套丛书曾经在漫漫文学路上结出累累果实,滋养了一代热爱古典文学的读者,在未来更遥远的路上,我们相信它更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作者:吴柯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08日 15版)

编辑: 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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