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外景图，此时番馆林立，番船络绎 图/香港艺术馆

　　南海明珠 上集

　　从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到明清通商窗口“十三行”，再到中国外贸风向标广交会，海洋给广州以文明，贸易增广州之繁荣

　　金羊网记者 李妹妍

　　2017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长洲岛北部有了新的发现。在一个名为牛蒡山的小山岗上，研究人员找到了11处墓碑，尽管大部分墓碑的文字已经风化，但幸运得以保存完好的三块墓碑清晰地表明：这是十九世纪中叶来华海员的墓葬之地。

　　“旧时长洲岛深井村一带也称‘番鬼山’，埋葬了许多清朝时期客死广州的外国人，其中大多是往来于黄埔港的船员。”《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静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那时远航是极度的冒险，前来中国贸易的西洋商船上许多人在途中魂归大海，“能够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是凤毛麟角。”

　　碑石无言，依稀闪现着远道而来的商舶帆影，史料记载中“夷舟蚁泊”的壮阔在此刻有了真实而粗粝的印记——两千年长盛不衰的贸易迎来送往，让这座千年商都始终处于中国对外开放贸易的前沿，至今仍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内在动力。

　　古港商事

　　在广州黄埔村西畴里16号，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清政府为港口所立的公文石碑，石碑上写着“此南社古涌为乡内出水之区”字样——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准停靠在黄埔古港，办理卸货、通关及回程手续。

　　西洋商船纷至，因港而生、因港而荣正是黄埔村的写照。

　　“每年贸易季的开始，一条条外国商船前脚跟着后脚地涌到黄埔古港。西方商船有互相鸣炮致礼的习惯，一时间，港内礼炮不断，一片喧闹。”范小静介绍，清朝时广州人在记载黄埔村的商贸情境时，用“夷舟蚁泊”四字极言当年外国商船云集盛况。《黄埔港史》中还有过记载，从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1758-1837）的80年间，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共计5107艘，平均每年63.8艘。

　　这其中，最壮观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队的阵势。在《广州“番鬼”录》中，美国人亨特也只有眼热：“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的那种景象更好看的了。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船上各物整洁，秩序井然，显示出纪律和力量。”

　　由于黄埔古港得天独厚的优势，自宋代以来，黄埔村长期在海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清以后，更是逐步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瑞典“哥德堡号”曾三次不远万里来到广州，载回了大量中国瓷器、茶叶、丝绸、香料；美国“中国皇后号”远航东方，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即便在今天，“黄埔”之名依然世界通行，近至东南亚、远至美非欧都可以找到清晰完整的记载。

　　从黄埔古港码头望过去，江面宽阔的水域直通珠江口，靠近码头的海傍街，曾专为来往的贸易人群服务。在贸易的鼎盛时期，黄埔村中叫卖的商贩们，卖的全都是各国带来的珍玩和各式各样的舶来品。村民陈伯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至今一些村民家中还能找到刻着洋文的“宝贝”。

　　行商胆识

　　从黄埔古港港口溯流而上，是被珠江广州河段四面环绕的海珠区（旧称“河南地”）。清代十三行富商中的伍、潘两家族人，曾在此兴修宅第，毗邻而居。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在词人屈大均笔下，港口外贸的繁荣造就了富庶的行商。

　　“那时候怡和行的生意遍布多国，不但经营茶园、店铺和从事对外贸易，而且涉足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怡和行伍家后人伍凌立说，沿袭港口贸易的开放传统，行商们大多视野开阔、富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商标概念还未普及的年代，伍家先人伍秉鉴就已尝试将自己的肖像作为防伪标志附印在货物上。虽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广州，肖像却随着货物走遍了美洲、英国和印度。

　　行商富于开拓创新精神的说法，华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潘刚儿表示认同。作为同文行潘振承的后人，潘刚儿这些年致力于十三行历史的研究，“十三行和徽商、晋商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以海为根基的”。

　　他告诉记者，1750年前后，潘振承在武夷山下建立了自己的茶园，并成立船队往来东南亚，试图包揽生产、收购、运输、销售的完整贸易环节，“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使用汇票时，潘振承更是第一个接受外国汇票以作支付手段的人”。

　　在伍凌立和潘刚儿看来，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机缘下，十三行商人成为国内最早感受全球化浪潮的一批人，而行商们的非凡胆识和精心经营，也使得这一时期中国商帮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大放异彩。

　　影响世界

　　让研究者们饶有兴味的是，从中国南部广州港口贸易衍生出来的连保制度，直接成为1829年纽约设立“稳定基金”的样板，进而成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雏形，至今仍影响着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为了稳定纽约州的银行体系，美国实业家约书亚·福尔曼早在1829年就提出了彻底改革本州银行制度方案，该提案核心是两个新的政府功能——银行保险和银行监督。在保险条款下，要求银行交纳资本很小的百分比给一个共享基金，用来偿还破产银行的债务。福尔曼主张，稳定基金将通过给破产机构的债权人提供全额补偿担保来防止银行挤兑。

　　福尔曼的设计灵感来自当时清政府管理广州十三行的方法：清政府授予这些行商排他性的与外商做生意的权利，同时要求十三行之间相互承担连带偿债的责任，假如一行倒闭，全体行商都要共同分担其债务，这在中国被称为“连带互保制度”。

　　这个在美国人看来，这条规则避免了个别行商的倒闭引起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

　　在纽约稳定基金之后，1934年，美国正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此后30年内，美国每一年倒闭银行数字均没有超过两位数，保持了美国银行体系稳定，世界其他国家亦纷纷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名片

　　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站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航标灯塔琶洲塔上，往东看是悠悠千年的黄埔古港，往西看是新时代的广交会新馆，当年广州贸易季生生不息的历史脉源在此再次接续。

　　从1957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曾是新中国冲破西方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发展对外贸易的时代窗口，即使在“文革”最动乱的年代、在“非典”时期，也没有停办过一届。

　　2007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名称中加了一个字，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范小静认为，多一个“进”字多一重意义，“进口展在这年的广交会上第一次试水，直至今天的广州外贸商场上，仍然有一条进口出口的跷跷板”。

　　即便在会展经济风起云涌的今天，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在广州举办的广交会，仍是一张最能吸引世界各地客商眼球的中国“名片”。“广交会期间，从世界各地飞到广州的航线密度和其他时间相比完全不一样。”在广交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徐兵看来，来自全球的商人赶赴这个一年两度的贸易盛会，形成了以广交会为核心的华南展览季和国际采购季，极大地带动了广州经济、外贸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

　　外国学者参观长洲外国人公墓 记者 周巍 摄

　　访谈

　　为中华输入海洋文明

　　李庆新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

　　羊城晚报：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为什么会是广州成为“千年商都”而不是其他的城市？

　　李庆新：广东地处亚太地区海上交通要冲，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印度洋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于中国对外开放贸易的前沿。另外，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海港众多，其中广州是古代著名的东方大港，为发展海洋贸易、对外开放提供优越的基础设施，是沿海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考察15世纪至18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时强调：“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该城距海三十法里，城中水面密布，随潮涨落，海舶、帆船或欧洲三桅船以及舢舨船可以在此相会，舢舨船借运河之便能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这是广州成为我国传统外贸中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广州两千多年长盛不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中心地位。

　　羊城晚报：能不能说，广东的海上商业活动为中华文明输入海洋文明的基因？

　　李庆新：广东以重商为特征、以海洋贸易为主体的海洋文明传统极具特色，在地方发展中发挥长久而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影响全国，成为中华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构成中华海洋文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贸易与移民网络，广东商业传统还深刻地影响到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会。

　　羊城晚报：当下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越来越关注，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广东在世界贸易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李庆新：历史上广东长期处在中国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唐宋以降，广东创立了一系列具有全国意义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与法例，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就以超前眼光提出“世界史上的广东”的命题，肯定广东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贡献和重要地位。

　　羊城晚报：基于传统的贸易地位，广东在新时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应做哪些新探索？

　　李庆新：广东应从大局出发，把握国家推进“一带一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和经贸合作中心，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宽领域、多层次、高水平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国际经济交流合作话语权和影响力。举全省之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交通航运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使之成为带动海丝沿线区域发展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