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播出以来，马伯庸作品成为影视改编的新宠，由曹盾导演、雷佳音、易烊千玺主演的《长安十二时辰》先网后台成为收视热点，随后剧集《风起陇西》《风起洛阳》《显微镜下的大明》《天启异闻录》、电影《敦煌英雄》等无不以一线主创、精良制作吸引了观众目光。
马伯庸在2023南国书香节现场。
《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也开始了影视转化，《白蛇疾闻录》等小说也早早售出了改编权。
身为影视策划和文学编辑，从前我也在书店淘小说寻找影视剧选题。有运气好的时候，能碰到像《亭长小武》《侠隐》这样不错的小说，然而前者一言难尽恐怕以后也很难启动；后者出版社告诉我版权已经被姜文买走，几年之后拍成了《邪不胜正》。我也给若干新旧小说写过评估意见，例如《山楂树之恋》《三家巷》《平安批》《燕食记》《珠江潮》《青春不定式》《中国女兵》等，除了《山楂树之恋》是影视公司买下决定找张艺谋拍，其它的还没有见到影。
二十年前各大影视公司就把出版社的编辑悄悄纳入编外队伍，以便在小说没有出版之前，就能做出评估，拿下改编权；进入网文改网剧时代，平台小编甚至决策者本身就是网文读者。出手快，从渠道上已经不成问题了。
找到一本适合改编的小说，难点在内容。影视公司买到的小说，多数情况需要改结构、动结局、按同人文重写、架空平行时空、改动人物，甚至写出比原著还长的剧本也不少见。制播平台改编网文，文学水平肯定不是第一考虑因素。原著庞大的读者群是拉新充值的目标观众，但网文的题材、手法和尺度难免无意擦边甚至有心越界。网文改网剧，审查最“劳气”（粤语，意为着急生气）。
马伯庸个案的独特性在于，选题时代跨度大、产量高，关键是从文字到影视转化之快，数量之多，说他是第二，我一下子还真想不出来第一是谁。
两本书看下来，果然天道不独秘。马伯庸为啥被影视界追捧？因为他就是按剧本要求写的小说。
把《长安的荔枝》当成电影剧本来看，无论是题材卖点、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还是整体完成度都比许多电影公司准备拍摄的剧本要强。
一、题材角度新颖
小说一开场，就给读者和男主角李善德铺好了通篇主线：在杨贵妃生日当天把岭南的荔枝送到长安。
马伯庸往往在读者知道的历史大背景中设置全新的小人物，来面对极端的矛盾冲突。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荔枝保质期短和山长水远的矛盾，一下子就把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压在小官员李善德身上，立了贯穿全篇的悬念。
读者知道唐玄宗杨贵妃和安史之乱，但对“一骑红尘妃子笑”恐怕“不知其所以然”，两者之间的缝隙就是故事创作的空间。马伯庸的亲民态度，也给他加分不少。他常常在后记中主动告诉读者小说的缘起和创作过程，感谢给他启发的学术论文作者。这种坦白增加了粉丝好感，不论是考据语焉不详的历史记载，还是他的凭空虚构，读者都乐于跟随他们的马亲王开脑洞，围观他如何填上自己挖的坑。
所谓历史可能性小说，其实是用现代人的思维解决历史环境的问题。比如《长安十二时辰》中死囚张小敬必须在一昼夜时间拯救外敌入侵的长安城，比如《两京十五日》则是各怀心腹事的小团队要在十五天之内、护送太子从南京回到北京继位。
在选题方向上，从家喻户晓的中国文学名著或民间传说中取材的马伯庸也能在既定人物形象的背后翻出不落窠臼的新意，这是创新。比如《太白金星有点烦》《三国配角演义》。难得的是读者掩卷之余，会觉得“跳脱，倒也自圆其说”。
二、情节主线有力
在商业电影中，人物行动的主线就是展示全片情节的过程。情节主线的起点是人物动机，动机推动人物行动，行动的目标就是情节的终点。
《长安的荔枝》是典型的“为一人一事而设”。李善德除了一道圣旨，没有任何资源。他在举目无亲的广州，调查产地、组织货源、设计运输路线、花钱测试方案，遇到小人作梗、权贵争功，问题层出不穷、解题花样翻新。闯关过隘的过程一波三折。虽然麻烦越滚越多、局势日渐失控，最终一夜白头身心受损，还是让他挺过来了。
小说的主线强在冲突不断升级、情节曲折起伏，从荔枝保鲜的物理手段、人际关系变化的敌友阵营，再到庞大官僚体制的运作机制、权贵判断一件事情的价值标准，每一个新阶段都拓展了读者的视角，不断丰富和升华着作品主题。
卖不掉的小说、或者买来了很难改的小说，往往是题材处理上不敢这么硬碰硬。虚焦症是不在读者和观众关心的地方下刀，反而在不重要的地方浪费笔墨；回避症是不顾情节连贯、人物动机，到解决问题的紧关节要处像短视频解说电影“这段你们不爱看我就不放了”那样硬跳过去，甚至A人物写不下去了扔下不管，转写B，等A回来的时候B的问题呢？已经囫囵过去了。
马伯庸的价值在于给你一个想法，他能过程精彩地给你实现。《长安的荔枝》将近12万字，只用了十一天写作时间。其中人物设定、行业质感、冲突设置、结局反转看似信手挥成（作家在脱稿那一刻，哪有不凡尔赛的），如果不是用心良苦、酝酿已久，那就是熟能生巧久病成医，或者天纵其才。
前几年流行买IP。知道一个题材怎么处理，那个题材才能叫IP。
三、人物形象生动
用美国电影剧作教材比照开元时代小官员李善德的亮相，竟然洋为中用严丝合缝。他外出半天，人人避之不及的“荔枝使”就落在他头上，这是不公平的伤害；他有勇气、他执着、他努力，明知九死一生，自从踏上征途无论遇上什么困难他从未放弃；他的名言“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足以激励当下躺平青年；他有本事，他的冒险之旅就是利用算学所长设计荔枝运送方案的过程，尽管耗损率极高，（马伯庸动用了从宋代到清朝的各种记载，平添阅读趣味）还真给他搞成了；他幽默、善良，他记得阿僮和苏谅、林邑奴的帮助；他受到朋友和家人的深爱，妻子和女儿是他生活的目标，好友杜甫、韩洄为他指点迷津，给他拨云见日、踏上征程的勇气……
当李善德结束岭南调研提交可行性方案时，方案已经细化到“平均一枚荔枝的运费是十七贯五百钱”。论证和数字让人物的职业身份极具说服力。
为了塑造人物，有的作品会突破开篇设定的目标，让人物从行动中收获成长，成长表现在结尾的新任务是人物自己提出的，新任务比原目标更有难度、价值也更大。例如电影《狙击手》中已经完成情报任务的大永，又“加”一个只身打坦克的任务。
全篇的高潮段落不是李善德完成使命功德圆满，而是他当面质疑权倾朝野的杨国忠中饱私囊、质问他不顾百姓死活。
相当一部分读者喜欢马伯庸，就因为他笔下小人物的底层生活状态、行业生存困境、还有不受体制约束的江湖手段；写小人物是一种叙述策略，可以避开需要重新定位大人物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麻烦。人物推动情节，情节改变人物。当情节不可回头时，人物就到达冒险之旅或人生的新境界，人物的形象也在此时呈现出来。
《长安的荔枝》点睛之笔在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官员下基层半年、日以继夜不辞劳苦，历劫归来富贵唾手可得之际，却置生死于度外为民请命，这样的人物相信放在其它作品中也能获得读者的认同感。这样的人物，在电影中必定唤起观众的共鸣。
四、组合电影基因
写剧本和写小说不同。剧本是为了拍摄创作的，拍摄需要一大笔投入，投入需要通过观影回收。内容要好看、投资有上限，是每个职业编剧创作的前提，也是出品方判断小说是不是值得买的重要标准。
下面几条，让《长安的荔枝》更像一部电影。
由于电影的时长限制和呈现行动过程的特点，需要既能展开故事，又不致于线索太多，角色没戏份，一部电影的重要角色最好不要超过七个。李善德、韩洄（从功能上，和杜甫可共用一个名额）、赵辛民、阿僮、苏谅、林邑奴、杨国忠七位在小说中各司其职。
用幕与幕之间的情节点、全片的中间点来衡量《长安的荔枝》，小说的结构清晰规整。
小说可以从任何地方写起，也可以信马由缰突然收住。但多数剧本是先有了结尾，再倒过来写满过程。所谓意外、反转，都是编剧提前想好的。但这种结构先行的创作，不是所有小说家（新手编剧）都能适应，甚至成为写作中的下意识。
有些教材让编剧把所有情节写在不同的卡片上进行排列组合，操作原则就是让冲突、场面不段升级，从情节中累积丰满的人物形象。对运荔枝这件事，李善德与上级的关系是“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与胡商苏谅的关系是钱越借越多，从合作到断交；在时间线上变化的还有既告密又示警，并以命相报的林邑奴。结尾的意料之外则跳出了原有情节格局，在满足读者的同时显示了作者功力。
马伯庸的结构绵密，体现在明暗交织上下勾连。主人公走投无路之后的情节，看似是“叹五更”的闲笔，实则埋设了新线为后文铺陈，让情节别开生面，柳暗花明。通篇抒情内容极为简省克制。
情节“抱团”的重要手段是主线突出，细节呼应。李善德与阿僮“如何让荔枝不变味？你别摘下来啊”是呼应，从前者顿悟斫枝法，到后者教人斫枝导致自己的荔枝被毁，是呼应。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中呼应，结尾前者为后者补种树苗，再次呼应，带出了人生况味。李善德出发前借支的三十贯，也在小说尘埃落定时呼应，诠释着“祸福相依”，让小说余韵不绝。
表面上，对话是动机陈述或推断、是行动结果。对话背后是态度，是新的情节，是人物。对话少，这是台词的写法。
作者：陈学军（华明），影视剧策划、监制。一级文学编辑，广东省影协主席团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