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一线编剧的剧本还没涨到二三十万一集之前,曾经有一个“十万元俱乐部”。俱乐部的门坎就是写过一部或几部热播剧,一旦进了“俱乐部”,编剧的名字也成了收视率保障,投资方是乐于排着队捧着钱等你拿出剧本来的。
除了有钱投资方还要有耐心,写一个剧起码要半年一年,大腕们的档期也不容易排出来。
赵军是位制片人,谈起如何与某大腕编剧签约,面露得意:我前年在四川见到他,我说来把你卡号给我。“我又不给你写,你要我卡号干什么?”给你一百万你先用着。去年我见到他,我又给他一百万。你想想,写一个剧本才三百万,我都给他两百万了,他就坐不住了。说“赵总,你想让我写个啥。”然后就有了这个剧本,呵呵。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先后主导过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说到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电视剧已经毫无争议地取代了电影名列首席。电视剧编剧也成了既能实现个人艺术和财富梦想,又能为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名利双收、前途光明的高尚职业。
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编剧也是体力活。一部三十集的剧本大约是四五十万字。不说动脑子,就是坐在电脑前把这么多文字敲一遍,也不是每个屁股都能坐得住。干上编剧这行,脖子僵、肩膀疼、腰肌劳损都不算工伤。
比肉体消耗,更难消受的是精神折磨,而精神折磨并不是来自创作。今年六月我参加广电总局举办的编剧培训班,培训班有两节讨论时间,议题由学员们投票产生。得票第一位的不是审查制度限制,不是社会评判标准,也不是剧本流程管理或题材创新。大家最关注的,是编剧权益和知识产权保护。
讨论会没有开成诉苦会,但是私下聊起来,正如杨子荣唱的: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帐。
帅哥编剧说:“我写的一部剧本卖给一家特别有钱的公司了,而且云南台的投资都进来了。结果导演来了说剧本要改,怎么改,就是导演带着自己的编剧改。他们改完之后,制片人还让我再改。我说要不你就用新剧本,把我的剧本退给我呗。不行,新写的剧本还得署我的名。因为当时给云南台看的是我的剧本……“
美女编剧说:“我的一部戏,四家投资方。其中一个投资方也是执行制片方,开机前让我先把剧本交了,剩下的50%稿酬到编剧进剧组时结。我留了个心眼,最后两集没给。心想,前面的够你们拍了,等我收到稿酬进组时交你们也不晚。结果,制片方拿着没有最后两集的剧本开机半个月后,卷款而逃……其他几个资方强撑着继续开机,让我去剧组‘游玩’。我委婉提到拖欠的稿酬,制片方说剧组的账目上编剧费已经结清了。”
最坑爹的个案,还是个同行。一个女编剧说,那时候我刚走出学校,圈里不认识什么人。有个偶然认识的编剧给我电话,说他接了个女人戏,他作为一纯爷们实在驾驭不了苦哈哈的女人戏,让我帮忙,给我三分之一的稿酬。分集大纲已经出来了,让我帮忙写一集,帮他找找感觉。我当时没多想,答应了他。那集剧本出来了,他看后很满意,立马给我一集的钱。接下来两周的时间,我一共交出去七集剧本给他。他收到后,说很快给我打稿酬。那会已经过了元旦,春节很快就到。
按照惯例,年前都会给结账。可是一直就没有那位编剧大哥的消息。这时我爸妈弟弟都来北京和我一起过年了,我想置办年货该去拿稿酬了。我打电话过去,对方的电话关机。我查到那部戏的制片人名字,托人要了他的电话。制片人说那位编剧现在关机在赶剧本。等得我实在没办法,年二十八我一个人跑去国贸他们公司,在公司门口就能听见里面热火朝天喊爹骂娘的聊剧本声,可是,无论我怎么按门铃,门都不开。我在公司门口用手机打给制片人,制片人问我找那个编剧什么事,我说我想找他要回属于我的稿酬。
制片人说要什么稿酬?我说我也参与了那部戏的创作。可制片人告诉我,他们不知道我参与这部戏创作的事,也没听编剧提过,如果是编剧找我做的枪手,那我去找编剧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才明白所谓枪手是啥意思。我坚持自己要找编剧谈,让他们给我两分钟。制片方却说公司没人,他们都在外地筹备戏。我说我就在门口,我听见公司里面有人在说话。制片方委婉地告诉我,是编剧找的我,和他们制片方没有关系。说完,制片方挂断了电话。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这半个小时真长啊,里面依旧没有声息。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刚走到电梯门口,我爸爸妈妈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听了这话蹲在那个电梯门口开始痛哭……
编剧面对的两种现实是:第一,只要你写过两个热播剧,合作方可以随便挑。第二,在当今中国电视剧市场上投资一个好戏的利润能达到百分之三百。马克思早就说过,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家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在一个项目中演员是投资方指望卖钱的,导演是负责把剧本拍成影音的。如果编剧不具备不可替代性,投资方连制片人都能换,编剧有什么不能换的?
本人因为从事电视剧策划的工作,与编剧的关系一直是甲方身份,也是抱着尊重对方劳动的态度与编剧合作的。我赞同这样的工作原则:当投资方策划一个项目时,想要的是什么你想清楚了没有;想清楚之后找对了编剧没有;找对了人之后对方是否准确理解了你要的什么?满足了这三个前提,出了问题可以找编剧,否则先检讨自己。
要找个能写《红楼梦》的困难,找个怀揣一把辛酸泪的,太多了。我和制片同行们收获的不完全经验包括:其一,大腕编剧不能按期交稿,交来的稿字数不够,逼的制片人自己在剧组“飞纸”赶写并修改。幸亏制片人学戏文出身,这是部神话剧,制片人捋顺前后的同时还得把剧本里那些长毛的妖怪改成不长毛的品种,否则电脑特技的成本控制不住;其二,大腕作家出了剧本,但出的是文学本,不能用于拍摄。导演自己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改写内容可不是分镜头那么简单。但是字幕上除了“导演”职务,导演没挂其它署名;其三,年轻编剧出了大纲,人物有些飘忽,上下血脉不畅,下半段很明显抄了美国大片的桥段。他们接受意见态度诚恳,但是迟迟交不了稿。再三催问时,原因已经包括但不限于创作,连家变都出来了……
任何一个影视公司,每年在剧本上花一百万,但因为剧本不成熟不能投入拍摄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单说编剧这部分,如果他真写不出来,你能把他怎样,打催产针那也得肚子里有啊。
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来中国讲课,讲了编剧重要的几条原则,最后一条是:对那些日子比你过得混乱的人,不要和他们纠缠。这和编剧有啥关系?其实老先生就是告诉咱们,剧作之路上肯定会遇到坏人,坏人耽误你时间、浪费你情感、骗取你金钱,当然也帮助你成长,所以合作要找靠谱的人。
理解万岁解决不了合作问题,合作也不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二选一。培训班不光有创作导向讲座,也讲传统文化经典。老祖宗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放在编剧的创作语境中可以理解为:不要把希望放在对方的道德水准上,要相信法律。剧本牛逼就是硬道理,如果编剧已经达到了,相信投资方会整天笑嘻嘻的。
2012年6月
陈学军(华明),影视剧策划、监制。一级文学编辑,广东省影协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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