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岁月悠悠，书香绵长，转眼间，南国书香节已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卅一春秋。每年的八月，当荷花与菊花竞相绽放，金桂的芬芳弥漫四野，爱书之人便如约而至，共赴这场知识与文化的盛宴。与书香为伍，与智慧并肩，这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提升之旅，更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倡导并践行的文化风尚。
为进一步弘扬书籍文化的力量，深化书香社会的建设，南方网特别策划“名家访谈”栏目，邀请蒋述卓、林岗、陈定方、麦家等一众广东文坛知名学者与作家，与广大网友分享读书心得与感悟，探讨书籍如何成为心灵的灯塔，揭秘那些影响深远、启迪智慧的经典之作，分享自己独到的读书方法与技巧，解答“读什么书？”与“怎样读书？”的永恒话题。
采访题记：
昨天见到麦家提起我们20年前第一次见面，他说现在遇到一个20年前的老记者可不容易呢。同样的工作，20年的变化可谓大矣！这20年，每个人都经历了从赤手空拳到小有成就，并为这一小口袋的小有成就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麦家说，20年前，他不能想象现在。就像最难的那道题，答案往往为略。
麦家在写字为生的人群中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功者。这两天我在南国书香节，看他漫长的、长达两小时的签售，2000多人的热情等候，动辄被叫上台，安排满满的讲演、访问和分享，和陌生粉丝拍照，和著名学者拍照，和其他作家拍照，大家蜂拥而至、热切地望向他，仔细地聆听他，也有人心里暗戳戳想成为他……而他却要成为苦难的守护者，他说他钟情于苦和难。我们聊了一路，我觉得有些分歧正变得越来越小，他的梦境、他的痛苦、他的坚守我似乎都懂，当他问我：你快乐吗？那一瞬，我也有点失焦。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这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
——任田
我梦见一只黑色的大鸟
南方网：华语传媒文学对你有一段特别的评价：“表彰了一个人如何在信念的重压下，在内心的旷野里，为自己的命运和职责有所行动、承担甚至牺牲。”这是很特殊的描述，为什么会有信念的重压？你总在写这个？你有被重压的经验吗？如果有，你已经得遍了所有的奖，市场和专业的评价都很高，应该可以活得随心所欲了吧？
麦家：我是被童年困住的人，所以我毫无疑问是被重重压过的人，到现在还没有被解放出来。
首先我没有得到一切，其次我觉得“三岁定终身”有一点夸张，但童年受过伤的人，终身内心会有阴影，心理会有淤堵，这是可以肯定的。
像我们这种内心有残缺、有阴影的人，特别希望有秩序，对秩序有一种迷恋。甚至我可以说：我身上有一种很奇特的、旁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经历。
我大概从10岁到13岁这三年当中，频繁地做同一个梦：一只黑色的大鸟从天而降，把我从床上叼走。小时候我睡在窗边，南方的窗檐外面就是天井。我的家庭在那个时代特别不幸，外婆外公是地主，爷爷是基督徒，父亲是反革命，这种家庭里的孩子生而有罪，怎么逃离就变成了一个梦，梦见一只黑色的大鸟来把我叼走。
后来我写《解密》《暗算》《风声》，塑造一些所谓的孤独英雄、天才英雄，从精神分析上来说，可能还是我童年大鸟的变形，因为活在苦难中，渴望被拯救。
我在童年没有文学经验、没有文学准备的情况下，把逃离苦难的寄托幻想成一只黑色的大鸟；当有一天我有文学写作经验、技术能力的时候，我就把黑色大鸟变成了瞎子阿炳、黄依依、容金珍这样的英雄。他们和我们以前认识的英雄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一种弱天才——一方面无限的长，一方面无限的短，正如我苦难童年。
我曾发誓不写故乡
南方网：我觉得你笔下的人物与别人不同，他们在感情上特别克制，尽量都不流露、不展示，你更愿意你的人物展示他们的智力世界，他们的感情任人去猜想，保持神秘；但我看到你后来写的散文《致父信》又特别感性，说明你很有感情，只是不愿袒露。你遮掩了自己的这一部分。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准确？
麦家：此一时彼一时，这说来话长。因为童年是如此不幸，对故乡带着一份恨意，一份敌意。我当年参加高考考上学以后，根本毫不犹豫就要离开家乡，甚至专门去上军校，就是想逃离故乡，同时也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
所以我写作开初的大概二三十年，心里一直是没有故乡的。我不想写，我甚至暗暗发誓我永远不会写它。
但是岁月不饶人，时间会消磨所有的爱恨情仇。年过五十之后，我的心境发生变化，也有一些变故，包括我父亲去世那一年，我母亲极度崩溃，我拿出了半年时间去陪她。
这半年时间，我在曾经伤害我的村庄里，和那些父老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这个过程中，我修复了和故乡的关系，这也是我后来写《人生海海》，包括写《人间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没有和故乡达成这种和解前，我不想把我的小说扩展到这个疆域，把我自己内心非常独立的一面交给它；但和解之后就想交给它，交给它以后发现那才是我小说真正可以驰骋的江湖。
写《解密》像踢足球
南方网：现在你变得柔软一些了？
麦家：不是柔软不柔软，这里面没什么高低，但它确有难易。写《解密》我觉得就像踢一场足球，你得有体力，有激情。但是写《人间信》有点像去打个高尔夫，对体力、对激情的要求没那么强烈，但需要你的人生体验，需要耐心，更需要技巧。
足球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不需要技巧，就是拼体力，你体力好了，所有的技巧才能拿出来，体力不好了，所有的技巧全部消失掉。
写《人间信》不需要那么强体力，我今天可以写《人间信》，但写不了《解密》，那天我重读了一下《解密》，不是全篇只是读一下开头、翻一下读中间的那种读，强烈感悟到语言里面是有汗水的，有一种激情澎湃的东西。《人间信》则没这种东西，它有另外一种东西，很放松很松弛。但并不是软趴，也不是松散，可能是我刻意求来的一种松弛，松弛而准确。
南方网：《人生海海》也是主角没路走了，你的人物总是感觉不能为世所容，他不能很快乐地生活在阳光下吗？我个人想问他为什么不能重生，就非得死掉或者疯掉？
麦家：哈哈！这就谈到了我的精神深处的根是不快乐的，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但我又要冒昧地反问：你快乐吗？
我觉得不快乐才是生而为人，不快乐是人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参数。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你是自私的。现在不是已经有科学家，包括一些作家也在关注这个话题，最明显的是写《克拉拉与太阳》的石黑一雄。
当机器人AI发展多少年以后，人的自私不快乐是唯一对抗AI机器人的一个武器。
我好像说得远了一点，归根结底还是我在表达人生的苦和难，对人生悲剧特别敏感或者是特别钟情，这难道有错吗？也许这就是人的根本。
南方网：快乐大概率躺平，不快乐可能还是创作的源泉，是这意思吗？
麦家：人无法从快乐中学会长大，这是我的一个哲学观念。
人只有在痛苦时才会有灵魂，这也是我的一种人生观。所以我相信痛苦的魅力，痛苦是治愈人的一种毅力。快乐不会改变人，快乐会使人堕落，如果说一个人迷恋快乐，是用快乐来滋养一生的，这个人最后肯定是走向形而下的快乐，形而下的快乐有一种爆裂感……这个是不是说得太远？但事实上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对快乐离不开，对苦难恐惧，这个人其实是长不大的。
南方网：所以你有一点点对快乐保持着警惕是吗？
麦家：我不信快乐，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博尔赫斯经常说一句话：“我犯下了人类最深重的罪孽，我从不感到幸福。”斯特芳·马拉美也说“世间所有苦难最后都是为了通往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才能教会人怎么做人，他没说世间的所有快乐通往一本书，世间的不幸才会通往一本书。这本书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不幸才会写书。
13本书改编影视剧
南方网：《解密》正在上映，小说到电影上映时间跨度二三十年，是否经历了大的版本的更迭？从小说进行影视化改编，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麦家：对，经历了22年。《解密》出来3个月就有一个著名导演来买，其后20来年中，曾经有5个导演和公司买了《解密》的电影版权，但是种种原因吧，也许是命，也可能《解密》本身拍摄难度太大，就都不了了之，开花没结果！
直到陈思诚大概三四年前出现，当时他说拍完《球形闪电》拍我这个。后来俄乌战争突然爆发了，《球形闪电》在俄罗斯拍的，就只好放下了，回头来拍《解密》一下子进度就快了，也就两年不到时间上映了。原来大家期待它票房30亿，现在看来能过10亿就不错了。如果说票房真要到30亿，当然我可以分到一笔钱了，因为我有3%的分红，但现在看来我只能分到遗憾。
南方网：他对原著改动挺大的吧？你作为一个作者，会不会觉得对你的原著有伤害？
麦家：恰恰这是到现在为止我被拍成5部电影的作品中，改动最小的。
陈思诚在故事上应该说还是蛮忠诚于小说的，就是结局改了，我同意他这样改：首先如果按照我小说的结局，容金珍疯掉了，他的徒弟严实得到了笔记本，从里面汲取思想，又从容金珍本人的疯狂这个事情上看到了黑密没有“上锁”的奥秘，即强和弱之间的位移，一夜之间可以转换。
如果这样拍，首先就是没有尊重电影本身的规定，电影要把戏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不可能塑造第二个男主角严实。在我小说里面严实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现在把这个角色合并到容金珍身上，这是电影规律本身的要求，人物要变少，主题要变单一，对这我是可以理解的。
除此之外，我觉得他整体还是很尊重我的原著的。当然有一点上他有点放大，就是家国情怀，这方面的戏明显加重了。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南方网：我也问过金庸，金庸就很不喜欢别人改他的原著，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你动他我是不高兴的”。所以就想问问你对于影视化改编的看法。
麦家：金庸对你这么说过，对别人也这样说过，但是早期他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理解。如果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不希望别人来改，那最好的办法，你就不要卖改编权是吧？你只要卖了，别人就有改的权利，当然随着你所谓的地位越来越高，你对摄制方、对导演的控制力也会越来越大。
我现在拍成电视剧、电影的已经有13部作品，8部电视剧，5部电影，其中有让我很满意的改编，包括《解密》，《暗算》当然也拍得挺好，《风声》影像质量也挺好的，《风声》对我故事的改动远远大于《解密》。我倒并不是强求你不能对我的作品动刀子，但关键你要动得比我漂亮。其实小说走向影视被改，这是它的宿命，如果说一个小说可以直接拿来拍电影或者电视剧，一定意义上可能这个小说本身是有问题，小说或者文学和影视本身就是两种艺术体，它被改动，我觉得非常正常。
但是有些改动确实让人很气愤，因为它违背了常识，甚至是釜底抽薪的感觉，如果合约里面没有签订，有些东西没有规定好，那他拿了你的授权，你也得认，你没办法的……当初为了《暗算》我还跟人家打官司是吧？虽然这个剧拍得很成功，但是制片甚至连“根据麦家小说改编”的字都不打，不仅是不尊重人，连法律都没有了，这是违法的。
我原来是专职的电视剧编剧，我看过大量的电影文本和小说文本之间的转换，曾经还要做个课题去研究。我看了那么多小说，只有一本小说和电影之间的距离几乎为0——就是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斯蒂芬·金本身就很懂影视，而且他的作品也大量被改编成影视。他写《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本身已经有了一部电影，但同时也得感谢导演对斯蒂芬·金的那种超级尊重，连旁白都没变，这是我研究了那么多所谓的范本之后，唯一发现小说和电影之间几乎是零距离。
被改编我觉得是正常的，当然我也希望制片人、出品人、导演，你的改不要贸然地改，因为小说家要写一部小说，他可能思考了三年五年才写出来，你才看了三遍五遍，然后就对它动刀子，有时候下刀不对，牵一动百，一错再错。
我是一个竞技运动员
南方网：其实你已经如此成功，就算现在不扒自己的伤口，书在市场也卖得照样好啊，照样得到别人的尊重啊！就没必要这么痛苦，可以适当减轻一些。
麦家：当作家就是哪里臭，去哪里扒开来闻一闻，因为那里面可能就是你写作的富矿！所以有时候伤口越扒越大啊，一方面我是扒自己伤口，另一方面我在替人类扒伤口。
刚才我们一开始聊的所谓的人生观也好，世界观也好，我相信苦难的历练，我不相信快乐，我觉得快乐是不存在的，快乐是人的幻想，我自以为的，认识苦难，认识人，然后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写出了作品让人喜欢。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写作向来如此。有的人是表演型写作，到了一定阶段进入程式性写作，什么样的写作可能都有。表演型写作像我在电视台的工作一样，是个谋生的方式，能够让你体面做人，挣到钱挣到名，但可能对别人是没有意义的。
南方网：所以你选择做一件始终有意义的事情，就可能始终得维持这样一种劳作方式。
麦家：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竞技运动员，我觉得体育运动员挑战的是一种身体的极限，那我们可能就在挑战人类情感的极限，思想的极限。我觉得作家诗人应该是一个精神方面的竞技运动员，他要不停地去摸高摸深。如果说人类真要没有诗歌，没那些文学艺术，人类会不会流眼泪都不知道。人类这种越来越细腻的情感，就是被大量的作家、文学作品，被大量的诗歌熏陶出来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象自己是个精神竞技运动员，人类内心的黑暗面，即使只让我照亮哪怕一根头发，也是我的一个贡献。
很多人觉得我老是写苦难，老是写我自己，其实根本不是写我自己，前不久我还跟一个媒体聊，他说这个作品跟你自己有多少影子？我说没有影子！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么说我认为对我是一种贬义。当然他是很喜欢这个作品的，从自己的小我经历出发写一部小说，我觉得挺无能的。如果是这样的写作，你只能写一两本小说。
南方网：我们经常说幸福和快乐好像是一体的，但我跟你聊了这么半天，我觉得幸福可能是你在做的事情，它只要有意义它就应该是幸福的。快乐反而是一种幻觉，它不存在。你把这个分得挺开的。
麦家：我就不做名词解释了啊，反正我刚才说的那些意思已经比较极端地表达了我的内心，我对所谓幸福快乐的理解。
南方网：所以你要是想保持一种平衡，就少写一点。是吧？
麦家：你刚才也谈到了一点，“哎呀你那么成功了，你还什么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确实完全可以少写，我觉得无意义的写作我真的不想写。我昨天跟陈晓明老师说，“我电脑里现在有3部小说你信不信？”他很吃惊，说“赶紧拿出来用啊”，但我自己还觉得不满意，或者说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我干嘛非要呢？换一两百万稿费，我还真的不稀罕！我一定是要觉得，这个事情是对我、甚至是对人类有意义，这样的作品才值得我去出版。
南方网：你挺有责任感。
麦家：我觉得不是责任，我就是在维护一种职业的尊严，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竞技运动员，你想象如果他不能跑得更快，而老是去表演型地跑，你觉得有意义吗？如果一个运动员老是表演型地跑，他就会让人失敬的。
撰文 任田 实习编辑 向俊昊 设计 林若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