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岁月悠悠，书香绵长，转眼间，南国书香节已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卅一春秋。每年的八月，当荷花与菊花竞相绽放，金桂的芬芳弥漫四野，爱书之人便如约而至，共赴这场知识与文化的盛宴。与书香为伍，与智慧并肩，这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提升之旅，更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倡导并践行的文化风尚。
为进一步弘扬书籍文化的力量，深化书香社会的建设，南方网特别策划“名家访谈”栏目，邀请蒋述卓、林岗、陈定方、麦家等一众广东文坛知名学者与作家，与广大网友分享读书心得与感悟，探讨书籍如何成为心灵的灯塔，揭秘那些影响深远、启迪智慧的经典之作，分享自己独到的读书方法与技巧，解答“读什么书？”与“怎样读书？”的永恒话题。
8月17日，“需听城市有山林——葛亮《灵隐》新书南方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办。作家葛亮携新书《灵隐》来到现场。本书也是继《北鸢》《燕食记》等作品之后，葛亮2024年长篇小说力作。
《灵隐》这本小说，讲述了南华大学教授连粤名，临近退休，牵涉伦常血案被捕。他在众人眼中性情温厚，何至于此。为人，为夫，为父，围绕他的人生，牵连出一段跌宕的历史因由，纵横粤港澳近现代史，将烟火日常和人物细致地合为一体。小说中，以一对父女的故事开启了其全新“南方图志”写作的版图，历史的深刻与日常的生活碰撞出新的火花，传递出城市浮华之下一种深厚的人文沉淀。
葛亮自初登文坛即写作了令人惊艳的“家国三部曲”，年纪尚轻就被称为“有一个老灵魂”。然而不同于以往作品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厚重，《灵隐》侧重小而美，灵动描摹当代都市的“人间烟火”。小说读来文字温润，气韵流淌舒展，雅致描绘了更多现代场景的美感。“十月文学奖”授奖词写道：“葛亮写下世易时移，人的刹那流光，却将绵延的情意，赋予街区、食物、器物、气息、语言等日常之物。人事代谢，唯物恒常，小说是葛亮呈给这苍凉时光的一面温暖而体面的安覆物。”
著名青年作家蔡崇达作为葛亮的好友同葛亮一起来到现场，蔡崇达评价：“葛亮是温润的，文字却有万千气象。”
蔡崇达笑称，“十几年前，我和葛亮相识的时候还只有130多斤，那时候我还没写出《皮囊》，我们就在一个小餐馆里，跟他讲述我的想法，葛亮是《皮囊》这部作品最早的聆听者。”
葛亮表示，《灵隐》这部作品开启了一个新的‘南方图志’写作系列。“相比于我之前的《朱雀》《燕食记》等家国系列作品，它更回归和关注于人本身，在人物命运交叠中塑造了一种别样的历史演绎方式。这本书的创作灵感与现代人的心境息息相关，当身处闹市中的一方园林时，恍然发现四周全是高楼，油然生出一种虚幻与孤独感。”
为了会更好地让读者了解葛亮的这本新书《灵隐》，南方网、粤学习记者采访了作家葛亮。
比起宏大叙事，更关注个体内心的表达
记者：长篇小说《灵隐》这部新作与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葛亮：这部新作品实际上开启了一个写作系列叫“南方图志”。之前的像《朱雀》《北鸢》《燕食记》称为“家国系列”，更多是从宏大叙事和历史非常浩茫的背景入手，然后将人物作为非常重要的元素嵌合在整个的大历史当中。而“南方图志”系列更加回归和关注于人本身。
人物的命运，包括在其人生迭转过程当中，内在自我的心灵史的呈现，其实也是塑造历史的一种演绎方式。这与我近年在创作之外的一些研究方向有关，可能更加关注于微观史、个人史这个部分，因为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多元的，不是只有所谓的宏大叙事一种。
我非常喜欢一位历史学家，就是卡洛·金兹伯格。他有一个对于历史的判断和评估切入的理念：每个人都是历史演绎的一种途径，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给我带来的启发就是，有时候个人史和宏大历史之间是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微妙的博弈关系。
我们习惯的历史观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在这个判断里，它基本的元素仍然是大的历史、宏大叙事，对个人采取了某种覆盖，或者说是把个人仍然潜移默化地归属于我们对大历史的判断之下。但《灵隐》这部小说中，我写了一对父女，一个有现实的、有原型的社会案件。
这样的设计，一方面可能对读者而言更加能够共情，因为它关于现实；另一方面，通过一个人自身的成长或者情绪演进的脉络，其实可以穿刺的不仅是历史，还有当下。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也是对于我们当下的价值判断和历史之间的一种打通。
在流浪中寻找自己心灵的落点
记者：请您分享一下《灵隐》这一书名的内涵？
葛亮：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它是瞬息万变的，资讯更迭之快，让我们应接不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甚至是对一种价值评判体系本身去下结论，实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社会快速地更迭，其实也覆盖了我们自我的一种评估系统。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我们屈从于这样的一种信息传播的系统本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自我规避的信息茧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加重视和强调这个新的写作系列里“个人的存在”的原因，就是我们给自己选择历史的机会，用自己活出历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历史，并且他可以有一种自我编年的方式。
当然大家看到“灵隐”这个词可能会有一些联想，从所谓的信仰的角度上升到宗教的角度，但是我更想强调的一点是，它不是一种普世意义上的放下。我在作品里想传递的“放下”的意义，其实是更为自然的。
有一部对我启发很大的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这部电影里面的主人公叫Lee，我觉得他最为触动人心的部分在于，他一直在讲一句话：“I can't beat it”，但同时他又认可这个伤痛，认为这个伤痛应该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不需要去掩盖它，不需要去达成某种意义上的重生。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灵隐”让我思考我们身处的城市，以及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城市人的意义。城市本身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怪兽”，它有自身的覆盖性。比方说我们身处的广州这样一个现代感城市，或者上海这座城市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呼应跟衔接，一定会在价值体系上，它们和所谓的文化演进方式上呈现出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会让我们忘却自己。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灵隐”的意义，我觉得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东西，在这种城市的同质性之外，让我们看到或者提醒自己的存在。
记者：作家马伯庸评价您的《灵隐》：“灵动自在，侧重于人间烟火与内心疗愈，文字古典质感、气韵舒展。”您怎么看待书籍对于读者的这种疗愈作用？
葛亮：每个人在缔造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一定是涉及心灵的。当然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状态，比方说连粤名（《灵隐》的主人公）作为大学教授，他实际上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看待和梳理自己的生命，这其实可以和一些西方的文学传统相对接。比方说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实际是一种天然的流浪和放逐状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流浪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寻找自己心灵的落点，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跟读者之间发生共情的。
我们身处一个浮动的大时代，每个人都有一种寻根的愿望。但是寻根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我们自己的内心去寻找某种意识，它可以是来自一种信仰，这个信仰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超越宗教的。
现在的年轻读者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City walker”的状态，我觉得其实在游走或者说在迁徙流转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根的过程。这个“根”可以是浮动的。
用语言和文字进入到现场
记者：在不同的作品中，您是怎么让作品的语言、叙事的节奏更贴合您所创作的题材？其中的变化是否跟自己的人生阶段和经历相关？
葛亮：其实，每一个作者在自己文学写作演进的过程中，都会潜移默化地调整自己的语言。早期创作《朱雀》的时候，我相对比较年轻，而且因为南京是我的家城，虽然我不敢有“为家乡立传”这样的使命感，但还是希望能够让南京以外的读者能够体会到它的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去表达和书写这个城市的状态，其实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集中。所以《朱雀》在语言节奏等等层面，会有一些比较锋利的东西。因为毕竟是年轻人来看一座古城，这中间就有一种体验的反差感。
后来《北鸢》涉及我自己的家族，在进入到祖辈个人经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模拟。之前我跟马伯庸老师有一个对谈，他用到一个词特别好，叫“拟态”，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作者在自己写作的过程中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
当你去感受祖辈的生命的时候，你需要去进入到现场，需要去体会到他们和时代之间这种交接的方式。这时候，在语言层面肯定需要有一些相应的调整，所以那期间我看了大量的明末清初的旧体小说。这个过程其实不光能感受到语言和文字本身，这也是在建造一种语境。
而到了《燕食记》，写的就是岭南。我觉得岭南的语言是非常精妙的，它保留了很多的中古唐音。所谓的九声六调等等不仅仅只是语言学角度的一种表达，其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气韵，这种气韵是指包容性，一方面它可以非常古雅，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十分落地和俚俗。这个其实是我特别关注的部分，这也是我会在《灵隐》等作品里运用大量的粤语，特别是口语俚语的原因。
记者：您之前的《燕食记》让读者见识到了很多的广东饮食文化，这次在新书中是否也有岭南文化方面的内容？
葛亮：我在岭南有20多年的生活经历，我把对这里的城市，乃至于整个岭南的人文环境的感受，以及在原始记忆之外更深入的东西，都在《灵隐》这个作品里有所表达。
就历史观而言，相对于很多人常提的“北望”这种历史的大叙事的演绎方式，南方的历史可以是更多元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南方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它天然有它的多样性、开放性和流动性在其中。你可以看到，包括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例如《诗经·周南》和《楚辞》，有关于南方的文学表达是更加瑰丽的。
这种瑰丽感，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它还能成为我们对于历史现场的一种关照。南方文化不像北方有深厚的大一统背景，并且更多以一种所谓的土性文化为基点，它是一种微观史、个人史，还是更加民间的、落地的、有温度的。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周存 实习编辑 林昭辰
海报 林若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