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曲江仙人庙的岭大校园科学楼里上课

　　78年前，岭南大学从香港回迁粤北，以教坛薪火照亮全民抗战胜利前的至暗时刻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琼

　　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提供

　　1944年3月，在距离韶关约一小时火车程的粤汉铁路仙人庙站，韶关一家报社记者路过，目睹并记下了这样奇特的一幕：

　　数百名学生、老师以及家属模样的人，男女老少，带着箩筐、木桶、面盆、瓦盘等器具，或挑、或扛、或抬、或拉、或背，凡是可用来装粮食的用具都用上了，孩子们甚至把长裤扎上裤管当“布袋”，像小马一样驮着前行……大家齐心协力，将好不容易从湖南购入的一卡车大米，抢运回三里地以外的学校去。

　　这不是当地乡民，而是在抗战烽烟中栖身粤北的另一所华南著名高校——私立岭南大学，全校在行动。自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香港沦陷，他们迁回内地办学已近两年了。

　　战乱下，“米荒”已起，这一车大米关系到全校的生计。于是才有了这所战时大学空前的一幕。

　　回迁悲壮开篇

　　向全校发出“搬米”号令的校长李应林，是1937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成为这所著名私立大学第二任华人校长的（岭南大学原为教会初创，1927年转为国人所办的私立大学）。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岭大迁至香港办学，不久，他就与农学院院长古桂芬一起，筹划先将农学院迁回韶关。

　　一番白手起家。当1940年11月9日，岭大农学院的韶关坪石新址举办开基礼，会后在金鸡岭下合影留念，那位亲身勘测院址、征地构建，为力控成本而殚精竭虑的古桂芬院长却已不在了。因操劳过度而染上恶性疟疾，他在两个月前的9月16日以身殉职。

　　古桂芬出身于富庶的华侨家庭，却心系祖国的农科教育。他生前力主农学院迁入内地，认为广东沿海的富庶地区已沦陷，发展大后方的农业生产意义殊为重大。在开基礼上，李应林也呼吁：“内地切需高等教育，学生在战时应受内地精神之陶冶。”但此时的李校长恐也未料到，战况的恶化，会迫使岭南大学那么快全部内迁，在粤北的丛山荒村中，以教坛薪火照亮全民抗战胜利前的至暗时刻。

司徒卫水彩画中的岭大村

　　再建康乐校园

　　当时的曲江县仙人庙大村，即今天的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大村。2019年年底，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发现岭南大学的怀士堂等办学遗址的线索，并确定了部分具体位置。

　　从1942年开始，岭南大学就在此处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又一轮建校过程。大村位于粤汉铁路沿线，到坪石和韶关也交通便利，李应林委派司徒卫等同仁主持修建的临时校园，就在“大村”前加多一字，成为“岭大村”。学校大学部和中学部师生在此教学、生活，直至1945年日军攻占曲江。

　　岭大村原为战区军官训练营地，1942年上半年岭大接手原有的棚屋，以当地“竹织批荡”之法修缮改建，增加了图书馆、科学馆、课室、膳堂、男女生宿舍等设施。校园建筑沿用广州康乐园建筑的旧名，如怀士堂、格兰堂、黑石屋等。其中怀士堂为大礼堂，由司徒卫先生设计，是师生举办全校集会、音乐会等大型活动的场所，也是校园的中心。怀士堂东侧是大学部，西部的樟树林中为中学部，往北走，山丘上有图书馆。

　　抗战条件艰苦，再加上辗转迁校，图书、设备等校产损失惨重。显微镜已是珍贵仪器，靠师生从香港偷运来；图书缺乏，全校就发起“一名校友一册书”的捐书活动，以充实校图书馆。

　　2019年1月，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办了展览《司徒卫的艺术世界：红灰精神》，主要展出这位身兼画家、教育家的“大村元老”当年一批纪实水彩画。司徒先生描绘的参天古木荫庇下，简朴端方的建筑、活跃的青年，凝成了一幅战时修学胜地的动人图景。

　　校史以诗相传

　　就在刚过去的9月3日，一座“冼玉清雕像”在华南教育研学基地大村站落成。一所村中旧屋也被改建为玉清书舍，纪念这位与岭南大学终生结缘，并在抗日烽烟中不离不弃的杰出岭南女学者、诗人。

　　冼玉清出生于澳门，自1928年起任教岭大国文系，十年间，从助教一直升任至正教授。1942年1月，在港岭南大学开始疏散后，冼玉清一度回澳门。到1942年7月，有弟子为李应林校长前来捎话，希望她追随岭大回粤北复校。其深意在于粤北地方穷苦遥远、恐有声望的老师不肯前往，而冼玉清家庭生活优裕，又是女子，如果身先示范，则其他人必望风而至。冼玉清没有半分犹豫，也不顾朋友家人的劝阻，毅然启程，辗转奔波湛江、广西四十余天，于9月到达仙人庙大村新校区，重登教坛。

　　除了患难与共，冼玉清之于岭南大学，还有另一重特殊意义：她以诗纪年，详尽录下了岭南大学粤北流离四年“冒硝烟弹雨之至危，历艰难凄痛之至极”的历程，集为《流离百咏》七绝组诗。无论是困窘中的下厨、浣衣等生活琐事，还是授课、写志这样的知识分子抒怀，都从她笔端凝神而出，一代之痛史，一代之节志，方得以永存史册。

　　在那种特殊的教学环境里，师生关系也十分密切。例如接任农学院院长重任的李沛文教授是李济深之子。为照顾北方听不懂粤语授课的学生，他时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国语和英语为学生补课。

　　著名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曾就读于岭大国文系，一直难忘在仙人庙校区受到系主任吴重翰的悉心教导。她在自传中写道，教授“喜欢茶道，课余之暇，用小泥壶泡上好的铁观音，请我和三五同学到他的宿舍品诗谈词，其时四周清寂，只有松林的风声，一片茅屋，数卷好书……”

1942年远眺岭大村

　　邻校守望相助

　　去岁今春，随着岭大在大村的办学旧址的发掘，对面的横岗山上另一所大学——东吴大学，当年的校门、古井、宿舍等遗迹也在陆续发现中。这是七十多年前岭大伸出援手，接纳的一所颠沛流离的“兄弟院校”。

　　原本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因日寇入侵而撤离，颠沛于江浙沪、福建、广东而未有安处，直到部分师生及眷属1942年9月初抵达仙人庙，刚刚在此立校开学的岭大热烈地欢迎了他们。

　　在接下来约两年时间里，东吴大学的教师分担两校课程，学生则借读岭大，弦歌相继。

　　战时各校都办学资源紧张，在民族危亡之际，守望互助最见公心。1938年广州沦陷，岭大师生撤退至香港，就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学科研设施继续办学，两校师生相互旁听课程，共用图书文献、实验室，共同参与学术活动。1941年香港沦陷，内地又以中大、岭大等高校为主，接收港大学生继续学业。

　　据1944年1月1日的统计显示，在中国内地15所大学就读的243名港大学生中，中大有67名、岭大有50名。广东两校接纳学生总人数近一半，岭南大学还在大村校区专门设立了“港大招待所”一处，专供港大学生使用。

　　岭大的研究设备有限，不少学生就在国立中山大学就读（尤其是理科），例如日后成为分子遗传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黄翠芬，就是被岭大化学系录取，然后借读于坪石塘口村中大理学院的。

　　岭大校长李应林为文、理工、医等三院学生借读而致函中山大学，中大工学院院长陈宗南为该院教师到岭大借用工程类图书请开介绍信……这些具体而微的函件，今天我们仍可以从档案馆中找到。纸页泛黄，而余温犹在。

　　访谈

　　前后四年历经三地两迁，岭大复校意义非凡

　　保留读书火种 光耀教育精神

　　陆键东 作家、学者，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

　　羊城晚报：抗战前的岭南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陆键东：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岭南大学都是近现代广东地区第一所可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深深刻下了近现代广东政治、文化、科学的烙印。在其由美国教会创校的早期，涌现出两个赫赫有名的学生：一是1900年格致书院（岭南大学的前身）学生史坚如，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怒炸两广总督德寿，不遂，英勇献身。二是钟荣光，首开教会学校远赴美洲向华侨筹款办学先例，成为大陆教会大学收归国人自办后的首位中国人校长。

　　在这里，可以发现几个能连起这所大学历史命运的关键词：西式体系、与同盟会渊源、华侨与富商拥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个特点，都以深刻的历史含义在南中国众多高校中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岭南特色。

　　早期教会学校的背景，使岭南大学在动荡的民国年间，罕见地保留了一块世外桃源，直到日本攻陷广州之前，都能安放一张宁静的书桌。此外，省港澳三地乃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在民国年间的外贸、商业、金融等现代之业已经发达，社会极需此类人才，岭南大学与欧美接轨的西式教学体系，毕业生的整体水平很高，在社会上甚为抢手。

　　羊城晚报：抗日战争期间岭南大学的两次搬迁，对办学有多大损害？

　　陆键东：岭南大学在其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可说是饱经流离搬迁之苦。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前后四年中共历三地两迁，这样的流离失所中，岭南大学的教学设备可说是丧失殆尽。因此粤北时期复校的岭南大学，其保留读书种子，维系灵魂不散、昭示精神不死的作用，远远大于正常时期“学校是培育社会英才所在”的意义。

　　羊城晚报：那么今天我们的挖掘、记取这一段历史有何价值？

　　陆键东：粤北四年，大部分学生随着形势的变化或自身的原因，先后离开学校。当然，每年也有新增学生。粤北的经历，成为这些亲历苦难与感受薪火相传的学子的人生宝贵财富。

　　如何评价这段时期岭南大学的办学？首先，保留火种不灭，维系学校不散，团结核心师资力量，是岭南大学复校粤北的第一要义。其次，让各年级的同学有书读，可继续完成学业，也是学校应尽的天职。一句话，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岭南大学对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四年播迁，一切都是为了未来。

　　延伸

　　黄旭华院士与“培联”失之交臂

　　“卢沟桥事变”后，广州常受敌机侵扰，为响应广东省府动员迁港的教会学校回到韶关复课的愿望，同属浸信会的原广州培道和培正两所中学拟合在一起选址办学。

　　1940年，培正校长邝乐生、培道校长温耀斌，联袂来到韶关考察，终在粤汉铁路坪石站附近，觅得一块地方作为校址，同时委派职员前往建校。9月开课时，初一至高三8个班，共招300余学生。

　　1942年8月，坪石联校正式定名为“私立广州培正培道联合中学”（简称“培联中学”）。9月开课以后，培联中学尽量收容从港澳长途跋涉前来就学的学生，学生由此增至五六百名。

　　据“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回忆，他在1941年6月曾追随在中大读书的哥哥到坪石，并在那里报考了培正中学，但后又辗转离开，直到抵达广西投考桂林中学，才听说自己已被培正录取了。就这样，年轻的黄旭华与坪石培联失之交臂了。

　　1945年初，日军攻粤北，坪石陷落，联校员生留困乐昌，后迁至湖南桂东县，终至抗战胜利复员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