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图像与风格的研究，艺术史还能扩展哪些新的研究视角？艺术史研究能否超越学科的边界，为更广泛的人文社科研究提供启发？艺术史中的经典作为历史的图像遗存，是否还隐藏了更多的信息？而今天的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破解图像密码？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画非画：古代绘画中的图像与政治》一书。该书汇集了艺术史研究中的一系列经典研究成果。这些文章，既是在艺术史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和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也是贯通艺术史、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积极探索。

　　作者简介

　　尹吉男，著名艺术史学者，当代艺术评论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人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辽宁省博物馆特约研究员。三联书店“开放的艺术史丛书”主编。曾著有《独自叩门——近观中国当代主流艺术》《后娘主义——近观中国当代文化和美术》等。国家重点教材《中国美术史》的首席专家和主编。现任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院长。

　　内容试读

序言

　　选编一本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图像与政治这一主题的论文集，与编选一本纯粹的以视觉审美为主题的艺术史论文集有区别。首先，所选论文的切入角度具有多重性，尽管都涉及图像或图像活动。其次，本论文集的写作者的职业身份比较复杂，有历史学者、艺术史学者，也有美术考古学者，还有博物馆的书画专家。只有图像或图像活动是共同的研究对象。

　　这里收录的论文并非单纯从文字角度讨论历史中的政治或政治史，而是讨论图像中隐含的政治意图或政治意味及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图像不仅是一种物质媒介，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媒介。这类图像的表达并不等同于文字的直接表达，或者是文字意象式的隐晦的暗示。它们通过图像得以实现，经过了艺术修辞和语法转换。其中的政治含义或政治意味经过图像之后才与当时人们的目光相遇，也与后期历史的目光相遇，今天的学者也是通过图像并经由分析才体味到其中的政治含义或与当时社会背景的呼应关系。这样的方式已经构成了图像的内在意义，绘画背后隐藏了某些政治意图。所有解读都以图像为中心，并依据历史文本，因此这些文本引导学者们或者进入绘画的主观意图，或者复现当时的政治语境。正如邓小南所说：“历史学者往往会考虑作品出现的背景，注意内容、人物和时代的关联；美术史家则更为注重画家的风格技法，关注画作中渗透出来的情境及特定的表述方式。近年来，‘艺术’与‘历史’（尤其政治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两端结合更为密切严谨，研究者会从单幅风格与含义的解析，扩展为探究某类画作（例如宋代院画）的意义网络与政治意涵；对于画家的风格选择，也会自‘政治话语’的角度予以认识。”这是历史学者从政治史研究的角度对绘画所进行的双向观察。

　　这类图像作品不同于那些近代和现代的政治宣传画或政治漫画，宣传画和漫画属于图像政治，具有政治的直接性。我们所选取的案例并不具有上述的政治直接性，而是隐含政治含义或意味的艺术表达，经过了复杂的艺术修辞和语法转换的创作过程。它们通常被人们视为一般意义的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首先是“画”，不是政治，但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画，不是单纯美学意义上的画，而是隐含政治意味的“非画”之“画”，这就是一系列讨论所连带出的各种意义上的纠缠。我习惯上把它们称作“隐画”，隐藏的是政治，显现的是美学。图像并不是研究政治意味或事件的唯一证据，历史文献具有互证的自足空间，但文字表达并不能覆盖图像表达。历史文献所包含的政治意味或社会背景成为解读图像的重要因素。

　　历史学者邓小南从绘画与书法的图像材料来讨论它们与政治史研究的关系，讨论的角度非常多元而且全面。伊佩霞则从《宣和画谱》所折射的皇家绘画收藏活动，讨论其中帝王趣味和文人新潮之间的权力关系，她文中提示：“思考这一问题的另一方式是，徽宗所追寻的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而不是由文人定义的他们所不喜欢的中国文化的某些片段。”长期从事早期艺术史和美术考古学的贺西林、郑岩分别研究了唐代的绘画，前者以唐代贵族墓室壁画为主，讨论了“列女传”题材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后者则通过对杜牧的《阿房宫赋》所贯穿的同类题材的梳理，涉及图文转化、虚实并生和图像在不同时期的功用。故宫书画鉴定和研究专家余辉则深度解读传世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摹本的绘画内容与南唐中主皇位继承关系，以及北宋太宗时期对这一图像功能的反响。他另有一篇讨论《清明上河图》的文章同样精彩，因篇幅所限未能选入本书。

　　涉及宋代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邓小南和伊佩霞的，还有冯海涛的论文。冯海涛是一位画家，他用仿生考古的方式临摹过《千里江山图》，之后对马远的《水图》产生了兴趣，通过研究马远《水图》与十二州的关系讨论南宋皇家的政治理想。傅熹年是当代最重要的中国建筑史家，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家和美术史学者，他对元人绘《百尺梧桐轩图》的出色研究，被认为是美术史专业的经典读物，我们常常推荐给学生阅读。通过分析，他不仅确定了受画人的政治身份，在鉴定上排除了作者为赵孟的可能性，进而揭示出元末明初的复杂的政治关系。洪再新、邵彦、黄小峰、王正华、丛涛都是美术史学者。洪再新是旅美学者，他通过《红衣罗汉图》揭示出赵孟与西藏高僧的潜在关联，透示出画家与南宋末帝的复杂心绪。邵彦将明代商喜《关羽擒将图》置于明初皇帝与藩王的历史冲突之中，指出该画的创作目的，很可能并不是纪往、纪功，而是“毖后”的政治功能。黄小峰在对《卢沟运筏图》的新探中，不仅确定了这幅作品的创作时段及其功用，作为一个特殊例子，他特别指出：“（此画）让我们看到明代的宦官运用绘画来展现个人抱负的完整过程。”王正华也是旅美学者，她通过清代宫廷重绘《清明上河图》展现了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如何重新解读传统绘画主题、建立宫廷绘画生产机制，并借以彰显他们的文化企图。丛涛是本书作者中最年轻的，他以《忆松图》的创作背景为契机，讨论了赠画行为的复杂动机以及戴煕和祁寯藻在鸦片战争过程中的政治态度。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提出了编辑此书的最初动议，并请我做主编。特别要感谢邓小南和渠敬东教授的支持，以及文研院学术助理王瑞为本书翻译了伊佩霞和王正华的论文。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推进，感谢责任编辑赵阳以专业出版的责任心完成了本书的制作过程，使这本论文集得以顺利编辑出版。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后丛涛，他实际上承担了本书的特约编辑工作，分担了主编的大部分工作，为本书组稿、联络作者，在统稿和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许多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