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梁启超经典讲读系列”图书出版，该套书系分为《先秦诸子七讲》《儒家哲学七讲》《阳明心学七讲》，带我们回溯中国思想文化原典时代。

　　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十分活跃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百家争鸣，所提出的种种学说与观念奠定了此后中华文明的思想根基和框架，深深影响着后世的中国人。《先秦诸子七讲》选取梁启超在多部著作及讲演中解读先秦诸子的相关内容并进行重新编排梳理，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主要线索，帮助读者通过一代学术大师之思考见地，从根基上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脉络。

　　儒家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国思想学术之主干，自先秦至明清，儒家思想流派的不断演进和发展持续地丰富着中华文明的内核与生命力，并构成了中国人的主要思想体系框架。《儒家哲学七讲》选取梁启超在多部著作及讲演中围绕儒家思想展开讨论的内容并进行重新编排梳理，以帮助读者通过一代学术大师之思考见地，认知理解儒家哲学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精神。

　　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所开创的阳明心学以“心”为宗，突破了程朱理学范式的僵化对中国思想的桎梏，引导了中国思想趋向个体解放一面的萌芽。《阳明心学七讲》选取梁启超在相关著作及讲演中解读阳明心学的相关内容并进行重新编排梳理，以帮助读者通过一代学术大师之思考见地，认知理解阳明心学的全貌和精髓。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梁启超学贯古今中西，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就，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著作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内容试读

《阳明心学七讲》文摘

　　知行合一

　　把知行分为两件事，而且认为知在先行在后，这是一般人易陷的错误。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即专为矫正这种错误而发。但他立论的出发点，因解释《大学》和朱子有异同，所以欲知他学说的脉络，不能不先把《大学》原文做个引子。

　　《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几句话教人以修养身心的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含有重大意味。自朱子特别表彰这篇书，把它编作四书之首，故其价值越发增重了。据朱子说这是“古人为学次第”(《大学章句集注》)，要一层一层地做上去，走了第一步才到第二步。内中诚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功夫，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功夫。

　　朱子对于求知功夫看得尤重，他因为《大学》本文对于诚意以下都解释，对于致知格物没有解释，认为是有脱文，于是作了一篇《格物致知补传》，说道:“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依朱子这种用功法，最少犯了下列两种毛病:一是泛滥无归宿，二是空伪无实著。天下事物如此其多，无论何事何物，若想用科学方法“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单一件已够消磨你一生精力了。朱子却是用“即凡天下之物”这种全称名词，试问何年何月才能“即凡”都“穷”过呢?要先做完这段功夫才讲到诚意正心......等等，那么诚正修齐治平的工作，只好待诸转轮再世了。所以结果是泛滥无归宿。

　　况且朱子所谓“穷理”并非如近代科学家所谓客观的物理，乃是抽象的徜况无朕的一种东西。所以他说有“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那样的神秘境界。其实那种境界纯是可望不可即的，或者还是自己骗自己。倘若具有这种境界，那么“豁然贯通”之后，学问已做到尽头，还用得着什么诚意正心......等等努力。所谓“为学次第”者何在，若是自己骗自己，那么用了一世格物穷理功夫，只落得一个空。而且不用功的人哪个不可以伪托，所以结果是虚伪无实着。

　　阳明那时代，“假的朱学”正在盛行，一般“小人儒”都夹着一部《性理大全》作举业的秘本。言行相远，风气大坏。其间一二有志之士，想依着朱子所示法门切实做去，却是前举两种毛病，或犯其一，或兼犯其二，到底不能有个得力受用处。阳明早年固尝为此说所误，阅历许多甘苦，不能有得，后来在龙场驿三年，劳苦患难，九死一生，切实体验，才能发明这知行合一之教。

　　梁注:《传习录》黄以方记阳明说，初年与友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格去看，友格了三日，便劳神致疾。某说他精力不足，因自去穷格，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观此知阳明曾犯过泛滥无归宿的病。又文集《答季明德书》云:“若仁之不肖，亦常陷溺于其间者几年，伥伥然自以为是矣。赖天下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心，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观此知阳明曾犯过虚伪无着的病。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知行合一”这四个字，阳明终身说之不厌。一部《王文成公全书》，其实不过这四个字的注脚。今为便于学者记忆持习起见，把他许多话头分成三组。每组拈出几个简要的话做代表。

　　第一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徐爱记)

　　第二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

　　第三组:“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答友人问》)

　　第一组的话是将知行的本质作合理的解剖说明。阳明以为凡人有某种感觉，同时便起某种反应作用。反应便是一种行为，感觉与反应，同时而生，不能分出个先后。他说:

　　《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传习录》徐爱记)

　　梁注:《大学》“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那两句话是解释“诚意”的，阳明却说他“指个真知行”。阳明认致知为诚意的功夫，诚意章所讲即是致知的事，故无需再作《格物致知补传》也。此是阳明学术脉络关键所在，勿轻轻看过。

　　这段譬喻，说明知行不能分开，可谓深切著明极了。然犹不止此，阳明以为感觉(知)的本身，已是一种事实，而这种事实早已含有行为的意义在里头。他说: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同上)

　　梁注:此文虽说“知行本体”，其实阳明所谓本体专就“知”言，即所谓良知是也。但他既已把知行认为一事，知的本体也即是行的本体，所以此语亦无病。又阳明是主张性善说的，然而恶从哪里来呢?他归咎于私意隔断，此是阳明学重大条目。

　　常人把知看得太轻松了，所以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一类话。(案这是《伪古文尚书》语)徐爱问阳明:“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阳明答道:

　　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同上)

　　譬如现在青年们个个都自以为知道要爱国，却是所行所为，往往与爱国相反。常人以为他是知而不行，阳明以为他简直不知罢了。若是真知道爱国滋味和爱他恋人一样(如好好色)，绝对不会有表里不一的。所以得着“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结论。阳明说:“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答顾东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