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记者/周存）近日，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新书《变局与应对：全球经济金融趋势与中国未来》。

　　面对百年大变局，IMF前副总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与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十余位专家学者立足全球经济治理的宏观视角，探讨中国经济金融的机遇、挑战与应对，深度解析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演变新动向。

　　本书分为三大篇章，第一篇着眼于宏观趋势，探讨百年大变局中全球经济、金融、货币、贸易的变化与演进。主要介绍了走向“滞胀”的全球经济、碎片化的国际金融格局、动荡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全球贸易和能源格局的发展趋势。第二篇聚焦大变局下中国的机遇、挑战与应对，重点分析了在俄乌冲突、国际秩序变革、美国金融霸权等的种种挑战下中国的应对之策，具体从对外开放、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探讨中国在全球大变局中的应对之道与使命担当。第三篇展望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未来，探讨了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前沿议题的现状与前景，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与国际合作机制建议。

　　朱民表示，世界正在处于一个“温滞胀”的局面，在经济下滑和金融由宽松走向紧缩的过程，这会成为一个“新常态”。他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在2.8%左右，低于2023 年的3.1%。在这个情况下，金融的风险在上升，资产结构也在变动，股市的动荡不可避免。那么，未来的增长潜力在哪里？朱民认为，在金融风险还在继续累积，全球政治环境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当下，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将成为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作者简介：

　　朱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发起人，国务院中英对话机制“一带一路”金融与专业服务公使，兼任“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网信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常务董事，彼特逊国际经济研究院董事会董事，G20为全球公共服务融资高级别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经济和发展高级别咨询委员会委员。

　　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和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内容试读：

　　全球产业政策之变

　　过去两年，美欧社会打破自由市场原则，突破产业政策禁忌，从经济学、安全与其他国家竞争的角度，增加了产业政策必要性和贸易限制的讨论，从是否实施产业政策转为关注政策实施过程。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新型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具有其特定的框架逻辑。

　　尽管学术界和全球产业国际分工合作，并将这一现象视为重要的趋势。但是，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在21世纪全球化大发展时代，回望工业大生产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不难发现，经济在政府干预与不干预、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国内产业之间呈现出交替变化的现象。

　　以美国来说，19世纪60年代—20世纪20年代，美国实施自由放任市场主义，“大萧条”结束了这一思潮。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从“罗斯福新政”到“滞胀”的国家干预主义阶段，经济政策经历了一轮交替。从20世纪80年代至特朗普上台，从“里根经济学”到特朗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生又一轮交替。

　　历史交替变化的背后是各国根据现实状况，选择当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尤其是在战后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该特征更加明显。利用有效的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扶持产业发展方向、控制市场风险，仍然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常规操作。

　　俄乌冲突凸显了供应链的可靠性，以及战略资源安全、掌控尖端科技垄断权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催生出实施产业政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安全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欧俄能源脱钩对欧洲能源安全的影响、美欧滥用制裁对俄工业和金融安全的影响、供应链突然中断对产业的影响、地缘冲突阵营对立导致的“卡脖子”影响等，都不断警示各国从安全和发展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过去，自由市场经济促成了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细化，其与市场竞争和贸易自由化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全球各国相互依赖的繁杂供应链体系。目前，美欧社会的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往反对产业政策为主的态度出现松动，并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且由于地缘冲突对立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变化将继续自我强化。

　　产业政策必然要在考虑现存的自由市场、国际分工合作的背景下，平衡考察出台的政策对国内产能和进口供应安排的影响，以及生产供应稳定性和经济收益的关系，从被动考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转为主动从安全角度思考和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实施新型综合产业支持政策。这导致当下的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是一种正在形成一种新型产业政策。

　　美欧的新型产业政策

　　过去，美欧的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研发阶段，技术突破后依赖市场商业化发展。该模式下，产业政策消耗政府财政资源较少，旨在促进科技创新，对生产制造和消费阶段仅有间接影响，避免直接违反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等规则。

　　但在新型产业政策之下，政府针对重点领域制定和实施专门政策，不仅支持研发端，更直接运用补贴支持生产端和消费端，将制造业做大做强与技术提升、创造就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维持美欧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和优势地位。

　　生产环节，美欧广泛采取税收减免的方式促进制造业回流。如今的美国政府以行政令要求，实施更严格的政府采购规定，实施“购买美国货”方针与《美国制造法案》，增加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数量，实现“美国制造”目标。欧盟在国际采购工具、《关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条例》中，增加了采购第三国产品的限制，变相支持本地产品采购。

　　事实上，建立产业链、稳定供应链已然是欧美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该类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重视本地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将补贴与供应链本地成分挂钩；二是实施贸易措施管控供应链，避免个别环节的规避影响整体政策效果；三是在供应链国际合作中，划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竞争者，重塑供应链布局。政策覆盖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技术、关键原料、关键零部件、关键伙伴等，

　　以美国出台的“友岸外包”政策为例，部分产业链加速转移，部分领域供应链呈现“区域化”特

　　征。跨国公司为降低风险，在不放弃中国市场的前提下，将加速建设“中国+1”备份供应链，在兼顾中国市场优势的前提下，通过产业链布局降低潜在风险。

　　此外，美欧新型产业政策以国家安全、劳工、环保等“政治正确”因素为名，利用调查或实施长臂管辖制裁等工具削弱其他国家对本国产业的竞争挑战。在出口管制方面，法案的实施范围已经远远超过立法初衷，从原有的针对武器出口扩大到针对单个国家的商业产品，其政策意图已严重影响产业格局，以实现维持本国产业竞争优势，限制其他国家发展先进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目标。

　　在环保、绿色发展、可持续性等领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绿钢俱乐部”均意图针对钢铁等美欧处于竞争劣势的传统工业产品，以环保、绿色减排为名，设立新型贸易壁垒，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成本优势和竞争力，以达到支持本国产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