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近日，作家沈刚著作的新书《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本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全新揭示了秦统一后帝制国家皇权系统的运营逻辑，并力图从中找寻变迁规律，揭示王朝循环的原因，总结历史得失。作者将数十位帝王的故事与大历史视野相结合，既是一部中国历代皇帝评说总集，又梳理了两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便于读者快速理解古代帝制中国两千年兴亡得失的机理。
本书行文流畅质朴，没有夸大的议论，更没有无所依凭的随意阐发。论出有据，紧扣史实。不仅能清晰地交待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绘声绘色地勾勒历史人物“肖像”，而且不会令人读起来感到沉闷无聊，不时有一些如朱玉一样的小观点、小视角给人惊喜！书中的关怀与野心是庞大的，它着眼于国家盛衰，心系民生大事。
作者简介：
沈刚，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小说《别了，十八岁》 获“萌芽”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别了，十八岁》。
名家推荐
作者并非专业研究者，却具有旁观者的清醒和独特视角，值得一读！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
读后一个至深印象是，秦以来两千年王朝政治就是兴盛衰亡四个字。如何走出历史循环这一死结，作者通过皇权系统运营的五个维度，给出共情且新颖的解释，读后很受启发。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企业管理者眼中的中华千年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方法。读者能从中吸取经验，治国、做企业都是一回事。希望你读了这本书也有相同的感悟。
——刘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从一个特别的框架和视角出发，分别为中国四十余位有代表性的统治者撰写评传，连接起来又是一部两千年的帝制政治史，相当有创意，值得企业领导、政府官员和历史爱好者一读！
——姜鸣(晚清史、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专家)
本书以中国历史上的帝制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剖解每个时期的治理体系和有代表性的样本，让历史的经络骨骼豁然而出，是一部有独特视角和创造力的研究之作。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创办人)
章节试读
此篇是《兴亡》绪论的部分内容，是全书的开篇，也交待了本书的方法论。它提出了《兴亡》的研究对象是中华文明闭环系统内政治权力的变迁，点明《兴亡》一书的宗旨就是要在品牌运营理论视角下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多个方面剖析中国古代王朝治乱兴亡的循环。
——编者按
系统背后的力量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开篇中提出，近几个世纪以来自给自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促使历史学家选择国家作为研究历史的一般范围。但是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或者民族国家，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即使相对隔离的大不列颠，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发生作用的种种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更宽广的所在。[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 版，第1 至4页。]所以，汤因比主张以文明而不是以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不过，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文明和国家的单位可能大致是重合的。以黄河、长江为母亲河的农耕族群不断开拓，并与周边游牧、渔猎等族群碰撞和融合，这种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和超大规模国家政权的演变是一致的。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是指中华文明闭环内政治权力的治乱兴亡。
自从秦政权统一天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进入了两千余年的帝制治理周期。其中经历了多个王朝的更替和转换，既有大一统盛世的文治武功，又有大分裂血腥的至暗时刻，但是，以天命传授为合法性来源的皇权系统始终未变，只不过更换了不同的帝王家族。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古代通讯、交通都较为落后的情况下，维持巨型帝制国家政权循环运营，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
无论是中华文明闭环中皇权系统动态的持续性，还是系统持续过程中的动荡、溃败和重建，除了环境中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等诸多因素，其他背后发生作用的力量，可能还包括统治国家理论的号召能力，统治国家策略的控制能力，以及国家政权组织的保障能力，国家政权资源的动员能力等。我们不妨把每位统治者、每个朝代和每个历史阶段，乃至帝制时期整体的国家治理体系，都视为一段段可被研究的系统模型，以微观、具象的角度入手，从运营系统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多个维度进行观察，如果期望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保持这几者关系的平衡，反之，若是其中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存在缺陷，或发生重大负面的变化，系统一定会出现障碍或崩盘。
国家政权的大环境，除了气候、地理和灾害等自然界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条件。包括境外对立政权等外部状态，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部因素，这些都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群的利益需求，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说，充分揭示了自然气候、地理风貌和民众心理等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价值观即官方的统治理论，来源于宗教、学术流派等思想积淀，表现为统治者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信仰，对于相当多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等思想，是王朝演变合法性来源的重要精神力量。
方法论即政权的统治策略，是运营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可细分为多种局部的分策略，分别对应于不同时期、区域和人群的阶段性需求。包括内部对豪族、士人和平民等各种社会力量的策略，外部对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和其他境外政权等化外力量的策略等，具体表现形式为国家的公共产品，即对内或对外的各种制度、法律和政策。
组织指统治集团组织体制的保障，涵盖团队和机构两大方面。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宫廷亲属力量，以及功臣、武将和文官士大夫等朝廷官僚力量之间的一致性、可控性，从中央到各地军政机构的完整性、有效性，这些都是皇权系统正常运营的必要前提。最高统治者作为组织的决策者，其性格、行为和习惯，深刻影响着团队和整个国家的文化。
资源指国家人力、财力和其他物力资源的动员水平。王朝政权武装的组织能力、财政的控制能力和战略物资的掌握能力，这些动态的资源体现了系统的综合实力。强大的组织可以动员充足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强大的资源也可以促成更加完备的组织体制。
在国家治理五个维度的模型中，方法论及相关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源于大环境、价值观、组织和资源的合力，而不是仅仅受制于某一方面的因素。一旦正确的策略确立，组织体制保障即成为运营系统的主导性力量。统治国家的价值理论和方法策略实现统一，不仅可以带来组织的完善、资源的累积，甚至可以突破大环境的瓶颈，推动整个治理体系的良性成长和正向发展。
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202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