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世界：一部历史（第3版）》。作者以非凡的史学视野，将人类文明的演进置于宏大的坐标系中。通过“人与自然的互动”与“文明间的相遇”双重线索，将散落的历史碎片编织成有机的整体。它迫使读者跳出习以为常的文明中心论，在多重时空维度中建立新的认知图景。

　　本书是一部关于我们的星球、世界和这个世界里的人及自然的鸿篇巨制。作者在全新的框架下思考人类历史与命运，通过讲述两大全球性主题故事：人类社会的分分合合，人类与自然的进进退退，展示了人类社会自16万年前起的文明进化历程，并在全书最后表达了自己的隐忧——当今世界的趋同发展是否会导向一个全球性的单一文明？读者可以对任一区域或洲内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比较和联系，以全球史视角俯瞰地球上发生的一切。

　　作者简介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1950—），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比肩吉本、汤因比、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家”。现任圣母大学艺术与文学学院威廉•P.雷诺兹历史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史、环境史、全球史、思想史等。著述甚丰，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文明》《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探路者：世界探险史》《改变世界的观念》等。

　　内容试读

前言

　　若以宇航员或科幻作家的标准来衡量，历史学家无疑是胆小而缺乏冒险精神的，因为他们只对存在于一个渺小的行星（地球）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物种感兴趣，也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然而，地球也是很特别的。时至今日，据我们了解，宇宙中还没有另外一个星球发生过和正在发生如此众多的事情。若是放在银河系中来比较，地球的历史无疑是微末小史，但却是值得研究的历史。

　　不仅如此，和其他动物比较而言，人类的眼光是向外投射的。我们的关注遍及整个宇宙，并超出宇宙之外，乃至或现于生动的幻想，或现于神秘的启示中的未知世界。我们的所作所为，乃至我们的所思所想，都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因此也都构成本书的内容，其中包括科学和艺术、娱乐和哲学、猜想和梦幻。我们以惊人的速度不间断地创造着历史——新的历史。

　　然而，转瞬之间，现在就化为过去。现在总是在不停地成为过去，转化为历史。而过去又总是与我们同在，牵动我们的记忆，塑造我们的思维，开启我们的生活，又限制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类的历史或许因为专注于自我而显得狭隘，但它专注的却无疑是一个迷人的主题、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主题——我们自身。

　　人类的风格

　　尽管本书讲述的故事是人类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绝不仅限于人类，因为一味突显人类是没有意义的。人类也是动物，要想透彻地理解我们自身，认识我们因何独特，我们就不得不参照其他动物。而也正如研究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只有联系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才能最好地研究自身。我们无法脱离环境来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人类的故事与发生于其中的气候密不可分，与我们赖以生存或我们与之竞争的其他生命形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改造环境，但却永远脱离不了环境。我们从自然之中分化出来——我们这样随意谈论自然，就好像我们自己不是自然的产物一样。我们通过采用自认为非自然的行为，如穿衣、吃熟食、用文化取代自然等，与我们的动物伙伴拉开距离。简言之，我们任性行事，但我们创造的所有复杂精美的文化，却使我们与自身改造的环境和利用的生物有了新的、密切的关系。

　　与其他动物比较起来，我们更加雄心勃勃，主动改造环境来满足自身的目的。我们开垦土地，改草原为田亩，变沙漠为花园，再把花园变为沙漠。在有森林的地方我们将其砍伐一空，又在没有森林的地方植树造林；我们筑坝截水，围海造田，栽培植物，畜养动物，灭绝某些物种，又用人工繁殖和杂交培育出新的物种。有时我们甚至会在原有的地表上面，为我们自己营造出新的环境。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将我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我们将会看到，人类历史的悖论之一就是：我们愈是改变环境，我们就愈加脆弱，难抵生态失衡和意外灾难的危险。正是由于无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达成恰当的平衡，文明才一再沦为废墟。历史成为一条穿行于文明碎片之中的轨道。当然，这并不是说环境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或生活，但环境的确为我们的行动设定了界限。

　　就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和地貌的生存能力而言，我们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物种，几乎超过了其他任何动物，除了我们随身携带至各地的细菌。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行星上的探索者，时刻都在努力改造它。事实上，我们才刚刚开始改造我们的地球，尽管有些人类社会在过去的一万年里一直在尝试这一工作。我们自命为地球的主人，或者谦称自己为地球的守护者，但大约90%的地球生物圈都是处在深海或地壳深处，都是一些我们凭借现有技术无法生存的地方。人类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始介入这些环境，我们仍然无法控制它们。

　　如果说我们人类是一种极具雄心壮志的动物，对于整个地球上的生命总是表现得很蛮横，那么我们在改变自身这一点上，和其他动物比起来也同样是无与伦比的。我们是一个无法预料的不稳定的物种。许多其他动物也过社会生活，也建造社会，但它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比起来却是出奇的稳定。据我们所知，蚂蚁和大象的生活方式及群体关系自其物种起源以来就始终如一。这当然不是说动物就从不改变它们的文化。事实上，灵长类动物学中一个引人入胜的发现就是，猿和猴发展出彼此不同的文化差异，这一点甚至在居于相似有时则是邻近环境的成员中也是如此。非洲森林地区的黑猩猩发展出一套捕捉白蚁的技术，它们用去了皮的树枝捅进白蚁窝“钓”取白蚁，但却不使用工具来砸开坚果；而其邻近地区的黑猩猩则是开坚果的专家，它们会用石块作为锤和砧。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猩猩们会玩一种游戏：从正在倒下的树上一跃而下，而在邻近的加里曼丹岛（又称婆罗洲）上，它们的近亲兄弟就不会玩这种游戏。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一些狒狒群中的雄性成员同时占有多个配偶；而在邻近的狒狒群中，雄性成员则不断地更换配偶。在一些黑猩猩群中，狩猎和食肉的行为近来更是急剧增加。

　　这些事实都很令人惊叹，但与人类社会相比，非人类动物的社会变化微乎其微。因此，除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交互作用之外，另一个构成我们历史的重大主题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变化、分流发展、重新建立接触联系并反过来影响彼此的方式。

　　本书的风格

　　因此，本书交织讲述了两个故事——人与自然的互动和人与人的互动。以环境为中心的故事讲述的是人类使自身脱离自然界的其余部分，寻找一种在建设性开发与破坏性利用之间可以达成平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文化为中心的故事讲述的则是人类文化如何相互影响同时又相互区分。这两个故事都已演绎了数千年。我们无法预料故事最终是会以胜利还是灾难收场。

　　要在一本书中讲述全部的世界历史是不可能的。因此，本书的框架是由精挑细选的纲目搭建而成。读者将会在每章开篇处发现它们或被化入漫谈之中，或被融入故事之内。以人为焦点的历史生态学，也就是环境主题，将会一次次地向读者展现同样的概念：生存、庇护所、疾病、能源、技术和艺术（对历史学家来说艺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不仅因为它是人与世界其余部分交流的界面之一，还因为它记录下了我们是如何看待现实以及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是如何变化的）。在讲述人类交往互动的全球历史，也就是文化主题时，我们时时关注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迁徙、贸易、战争、扩张、朝圣、礼尚往来、外交、旅行，时时考察其各自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形态、人类群体划分、国家和文明、性别和世代、阶级和团体特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饱含人类的经历。古希腊圣贤阿迦同（Agathon）曾说：“鹳以蛇为食，猪以橡果为食，历史则以人类的生活为素材。”想要描绘过去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图景，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人类遗留下来的证据入手，然后借助有根有据的想象一点一点地加以汇总。阅读历史书籍的读者始终不要忘记，解读证据是一项挑战——而这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机遇。历史学探讨的主题并不就是过去本身，因为我们的感官根本无法直接触及过去。我们只是拥有一些关于过去的证据。历史学因此并非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一门尊重原始资料并受其约束的艺术，就如同对格律有严格要求的诗歌艺术，或者是对写作技巧有严格要求的小说艺术，又或者是对舞台技术有严格要求的戏剧艺术。

　　对于本书而言，原始资料为我的想象设定了界限。有的原始资料能够提供具体线索，告诉我们过去的人们真正做了些什么，例如他们的足迹、他们的食物残余、展现他们技术水平的零星遗物、他们的居所残骸、遗留在他们骸骨上的疾病痕迹等。但在通常情况下，原始资料并不能反映出事物的原貌，而仅能反映出过去的人们如何用艺术、手工艺品和作品表现当时的事物。简言之，绝大多数原始资料都只能反映出留下这些原始资料者的内心世界。因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人们内心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描述总是尝试性的、可修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也不可能是——讲述过去是什么样子，而是讲述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因为这就是证据倾向于告诉我们的。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R.G.柯林武德是20世纪最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这句话是对的。历史，包括作为本书主题的环境和文化的历史，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感知的，而不是他们亲眼所见的；是他们想象的和感受的，而不是外在发生的事情；是一种再现（也就是人们所表达的），而不是真实本身。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是最具悲观论调的思想家之一，他从印度教和佛教作品中汲取灵感。他声称，历史的唯一主题就是“人类受压抑的、杂乱无章的梦魇”。他因此认为历史是无意义的，而我则认为历史因此才变得趣味盎然。

　　因为证据总是不够完整，所以历史研究与其说是描绘、叙述或释疑，倒不如说是质疑。阅读本书的读者切莫期望能从中得到一目了然的史实和已经证明的知识。事实上，研读历史的乐趣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而不是得到正确的答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最佳预期也不过是发现一些能够激发探讨兴趣的问题。而且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我们没有充足的知识去得出结论，探讨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正确的问题呢？对此，历史学家们甚至无法达成一致看法。有些人（包括我在内）对那些重大的哲学问题感兴趣，例如：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根源是什么？历史变化是任意的还是有科学规律可循？是否有超出人力控制的非人力因素——环境因素，或经济因素，或某种被称为命运、演化、上帝或者进步的世界力量——决定了历史变化？又或者，历史变化不过是源于人类心灵并通过人类活动投射于外部世界的思想的外化？假如历史变化是上述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那么各种因素作用的平衡点又在哪里？

　　在稍微具体一些的分析上，一些历史学家会关注下面这样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如何运行的？人类社会如何产生、瓦解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原因是什么？某些人如何取得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力？革命如何发生？国家和文明如何出现兴衰？原因何在？

　　有的历史学家乐于对现在发问。我们是如何陷入当下的混乱状态中的？我们能够从过去找到现在所处困境的原因吗？如果可以，我们应该追溯到多远的过去？为什么当今世界已是全球互连互通，我们却没有全球治理？为什么和平总是岌岌可危？为什么全球环境面临生态失衡的威胁？在对现在做出——或者是无法做出——解释之后，有的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未来。他们力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学会改变我们人类的行为，避免历史困境重现。还有的历史学家则致力于合理解读过去，找出一种从整体上描述或叙述过去的办法，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理解了过去。

　　然而，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在目前的历史研究状态下，这类人占大多数，我也位列其中——却是乐意就过去而研究过去，试图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过去的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提供的历史就是无用的（尽管我本人以为这样的历史如果真无用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因为要想透视过去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与我们自身文化不同的远古思想，我们势必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去理解它。而这样做也定然会给那些付出努力的人带来回报。我们的生活将会因为我们对那些继承自过去的街景和风景、艺术品和工艺制品、法律和文学作品变得更为敏感而得到提升。而在我们现今多元文化的社会和多元文明的世界里，我们最最需要的也正是理解。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