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浪潮席卷而来，不仅重塑了城市肌理与社会运行规则，更深刻改写着每个人的精神轨迹。我们身处看似丰富的现代生活里，感受着它的活力与魔力、奇幻与平庸、深度与空洞，却愈发难辨生命本质的模样。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书《西方现代思想十三讲》，以西方现代思想的十三个关键概念为切入点，包括启蒙、契约国家、平等、理性的铁笼、规训、治理术、上帝之死、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商品社会、景观社会、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艺术，简约而生动地呈现出“西方现代性的十三副面孔”，构建出系统的西方现代思想谱系。

　　这部著作将理论思辨和形象叙事熔于一炉，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现代生活的复杂面向、现代观念的矛盾分歧以及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作者简介

　　汪民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批评理论、现代艺术和文学。主要著作有《现代性》《论爱欲》《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等。

　　内容试读

导　论

　　这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现代思想的讲稿。“现代”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和解释“现代”。人们会说，现代首先是一个历史时期。但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有关它的起源，人们的说法也不同。有人说文艺复兴是现代的开端，有人说新教改革是现代的开端，也有人说，启蒙时期才是现代的开端。同样地，人们也可能说，现代是一种新的知识观念，一种从笛卡尔到康德以来的欧洲理性主义所主导的新的哲学精神，一种抛弃了上帝视角的新的认识论，以及由此而催生出的科学观念；与此相关的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念对人性还有自己的定义和判断。当然，还有人将现代看作是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社会组织方式，一种新的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方式，一种新的关于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构想——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最后，人们也将现代看作是现代人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气质，一种不同于古人的气质。所谓的现代，无非是人的现代——按康德的说法，现代人就意味着欧洲人的成熟。这种成熟意味着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现代人就是成年人。

　　所有这些说法和解释都有它的合理性。这些彼此不同的解释当然和现代这个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置身其中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这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进程。因此，不同的解释与其说是存在显而易见的冲突和矛盾，不如说是一种差异性的互补和参照。我们当然可以将文艺复兴看作是现代的开端——文艺复兴之所以是现代的，正是因为它开始强调世俗生活，强调人性的创造力，强调感性的自然正当性。而这是以前的天主教欧洲所要竭力压抑和抹去的。如果现代意味着对神圣而冷酷的宗教的偏离而启动世俗化和感官化潮流的话，文艺复兴就是这样一个现代开端。

　　差不多与文艺复兴同时期，世俗化潮流在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那里也开始出现了。不过这是与文艺复兴不同的另一种世俗化潮流。如果说，文艺复兴是用感性生活来抵制神圣生活，用感性来调和天主教的话，那么，宗教改革则是用理性生活来抵制神圣生活，所谓的新教就是用理性来调和天主教。也就是说，宗教改革在无所不在的神圣生活中嵌入了理性的楔子，从而让神圣性向世俗性让步。基督教开始落地于尘世而变成了基督新教——这样一种宗教的世俗性过程也被认为是现代的另一个源头。现代，首先就意味着对全盘笼罩的神圣生活的挣脱。可以说，这是现代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上帝仍旧存在，但世俗生活开始显露出非神圣性曙光——无论是感性投射的曙光还是理性投射的曙光。

　　理性不仅侵蚀了宗教的神圣性，它还贯穿了整个17世纪的观念论和认识论。笛卡尔的哲学推崇理性——这是一种强调推理和逻辑的演绎理性。而17世纪科学兴起的内在根基仍旧是理性。同样，在法国文学和荷兰绘画中也开始看到了理性秩序的渗透。这是理性的时代。此时，理性和科学的结合让人们的目光逐渐从天国转向大地和自然。对大地要进行理性的知识挖掘，并要让大地服务于人类的利益——理性就这样成为培根的新工具。18世纪继续将理性的重要性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理性不仅要像17世纪那样开掘大地，现在，理性还要质疑上帝的神秘启示，还要质疑现在的各种各样未经检验的权威——无论是知识的权威、法律的权威还是政治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不仅仅是17世纪意义上的形式推理和逻辑推理，在18世纪它还意味着实验和尝试，意味着对任何偶像和权威的质疑和批判（其中当然隐含着对平等和民主的推崇）。真理必须经过理性的检验和批评才能得到肯认。也只有这样一个运用理性的检验过程，才是人成熟的标志。而这样成熟的欧洲人，才称得上是现代人，即能自己运用公共理性进行推断而不是盲目被他人引导的人。欧洲启蒙思想就这样诞生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在16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也可以在18世纪启蒙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或者说，正是在启蒙时代，欧洲人开始进入现代；也可以说，这是现代的第二个阶段。启蒙是由理性所推动的一次巨大的观念变革，它直接导致了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和断裂。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断裂，一个最重要的现代事件的发生。正是从这里开始，权利、自由、平等和民主这样的观念产生了，人们也正是根据这样的自然权利的观念去想象一个政治框架：17世纪的洛克和18世纪的卢梭先后将人的自由和平等诉求作为现代政制的确立根基。这样，原先的君主视角，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所推崇的绝对君主制就遭到了否弃。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政制想象。如果君主不再是国家的主宰者和合法根基，那么，取而代之的当然是人民。人民又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当个体不再从属于一个宗教共同体，也不从属于一个君主时，他当然就会置身于一个新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个体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感到踏实稳靠，于是，民族就诞生了。而这样的文化民族势必要获取一个新的政治框架，这就催生出了现代民族国家。

　　此外，科学的发展——它仍旧以理性为根基——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兴起，这是和法国大革命差不多同时发生的事件。工业革命使得欧洲在技术生产方面也进入现代。由机器主宰的工厂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并让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成为可能，一个让商品四处奔波的市场也使得社会和人口流动起来。这种工厂同时还要配备大量一无所有的工厂工人。马克思说这种工人是因为被剥夺而变得一无所有，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从而成为现代工人。但是，对韦伯来说，这样的工人和工厂主之所以愿意勤勉劳动积累资本，完全是因为新教徒特殊的理性化的人格气质——他们是由新教徒演变而来的。但无论如何，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诞生了。马克思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的是一个阶级剥削和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血汗工厂，而韦伯看到的是令所有人都黯然神伤的牢不可破的铁笼——理性编织了这个铁笼的内在脉络。这样，受到马克思和韦伯双重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同时攻击现代社会的理性组织和压迫功能。或者说，理性组织和压迫功能密不可分，它最极端的后果就是种族主义的死亡工厂。大屠杀，就是启蒙现代性的暗面结果。

　　福柯对欧洲现代社会的描述既不是血汗工厂，也不是铁笼，而是监狱。他用权力的视角取代了韦伯的理性视角和马克思的经济视角。现代社会的治理技术采用了特殊的权力机制。在启蒙时代之前，欧洲主要采用重商主义模式的规训权力，一种无处不在的全面干预模式；而在启蒙时代之后的现代欧洲，又发明出了重农主义模式的生命权力，一种自发调节模式的治理技术，这样的治理技术同时是政治的和经济的，或者说，它遵循的是政治经济学——它相信总的人口和市场都有自然性。治理应该遵循这种自然性，让自然的人口和市场自发调节而不要过多地干预。尽管如此，规训权力在社会的肌体层面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两种权力在现代社会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社会的安全配置，这个安全配置在保护生命的同时，也在囚禁生命和杀死生命。生命权力最终会导致死亡权力——这是对大屠杀的另一种生命政治解释。对福柯和法兰克福学派而言，大屠杀是现代社会最极端和最根本的恶症。

　　马克思、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这些现代思想家都看到了启蒙现代性的两面。但是，最早作出预警的是尼采——尼采甚至没有看到启蒙现代性的积极一面。启蒙宣告了上帝之死，但并不意味着一种理想的欧洲文化的到来。对尼采来说，启蒙运动是一种新的束缚、新的蒙昧和新的宗教，现代只有向希腊轮回、向往昔轮回才有真正的未来。就如同本雅明说的，未来的目标就是作为起源的过去。尼采对他的时代，即所谓的现代充满憎恨。他没有在他自己的时代得到哲学的共鸣，但是，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得到了遥远的响应——一个由波德莱尔到马拉美开创的现代主义文学诞生了，一个由马奈到塞尚开创的现代绘画传统也诞生了。它们放弃了对本体的再现，放弃了超越性的二元论，就像尼采放弃了隐秘的上帝的决定论一样。文学和艺术回到了它的自主的内在性方面，一如尼采抛弃天国而向大地回归一样。这是现代文学和艺术的第一个阶段，一个反再现的阶段。接下来，它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不仅仅是反再现，它们还要对抗理性。就像尼采重新将欲望、意志和身体召回来对抗理性一样，20世纪被命名为现代主义的一个激进而辽阔的文学艺术潮流，在不屈不挠地撕咬启蒙现代性。它们既是暴虐的现代社会的马刺，也是这个社会开始衰弱的征兆。今天的人早就感受到了这种衰弱，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其变得更健康、更强壮。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郭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