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文字奇功”是胡适写给梁启超挽联中的一句，提纲挈领地点出了梁启超一生的成就——以“惊心动魄”的文字继承旧传统、引进新思潮，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作者以此作为书名，足见其对梁启超的赞赏。
本书为一部研究梁启超与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之关系的学术著作，全面梳理其一生中学术思想的流变过程、研究进路，展现了其丰富而深刻的学术探索和精神世界。
作者以梁启超为研究对象，对其阳明学、墨子学、西方哲学、中国史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做深入分析，并聚焦于其学术研究对近代中国转型的影响，旨在以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来呈现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过程。
此外，作者还阐释了梁启超如何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来解析各种议题，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探索中国的独特性，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并最后归结到“新民”“新国”与“铸造国魂”的现实关怀。
作者简介
黄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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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先驱，他集中了那个时代的矛盾与冲突，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发源地。作者作为台湾研究梁启超思想的权威专家，毕30年之学术功力，深入梁任公的思想深处，考察其与中西文化的源流关系，开拓了梁氏研究新的层界。欲知晓梁任公，请从读本书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
以往对中国近世知识分子的评价，极易趋于两极，或认定其“激进”，或想象其“保守”，即使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往往也被作为激进革命党之对立面加以简单定位。本书取“调适”而非“转化”的独特视角，重新勾勒出梁启超思想诸多中西交错的复杂面相，有别于当下学界之陈论，颇具洞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杨念群）
梁启超以他的如椽巨笔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舆论界，启迪、激荡国人的心灵。黄克武先生此著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度地展现了梁氏灵慧而进取的学术探索和精神世界。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欧阳哲生）
内容试读
序：我与梁启超研究的因缘（部分）
一、学术渊源
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在中学国文课本中就曾读过好几篇他的文字，例如《学问之趣味》《敬业与乐业》《最苦与最乐》等。从中学历史课本中我还知道了他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但那时对他只有很简单的印象，知道他的文字很感人，是和康有为、章太炎、严复、胡适等人齐名的一位学者。我买的第一本梁启超的著作是1973年文化图书公司（台北）印行的《梁启超全集》（其实是一本选集），还在上面留下密密麻麻的阅读痕迹。后来又买了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1983年版）与《饮冰室专集》（1978年版）。
一直到赴美读书，进入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班，从1992年开始，我才在墨子刻教授的指导以及张灏、张朋园等先生的协助下，比较系统地阅读梁启超的作品，并写成我的第一本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的指导教授墨子刻先生对我研究梁启超深有启发。有关墨子刻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可以参考我所写的《墨子刻先生学述》一文，以及我为他所编辑的中文论文集《政治批评、哲学与文化》。
1992年在墨子刻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梁启超。
我研究的重点是梁启超思想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文本《新民说》。1992年，我趁着修课的机会完成一篇大约50多页的文章。墨先生看了不太满意，要我更系统地分析二手研究的成果，以及梁氏思想的内涵与转变，再将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与谭嗣同（1865—1898）的转化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思想做一对比。于是我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与墨先生往复讨论，再修改、扩充、增补，在1993年初写出十多万字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的初稿。
书稿写完之后，我寄给两位我很尊敬的梁启超专家指正，一位是张灏先生，一位是张朋园先生。后来两位张先生都给我回了信。
张灏先生大体赞同我的观点，但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梁任公思想中民族主义的一面。他说，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中国情怀，反对帝国主义，关心“中国往何处去”，梁启超那一代更是如此。后来我看他的作品与访谈才更为了解此一情怀。1959年张灏先生到美国之后，阅读了中国30年代的作品，“发现了中国和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在1960年代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曾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左”倾，终于“在海外找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不知不觉地进入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一旦发现了群体的大我，个人小我也无所谓了”。从这个角度他回观历史，而看到转型时期是民族主义通过新的制度媒介在中国广为散播的一个时代。张灏先生的梁启超研究与此一心境有密切的关系。他断言：“早期的改革者因而开启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在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变得更明朗，就是他们把民主融化在民族主义中，而看民主不过是民族主义中的一项要素。”张灏先生此一想法深受史华慈有关严复研究的影响，至1980年代他开始思索“幽暗意识”的问题后，才逐渐有所转变。
张朋园先生也在1993年两度回信给我，他比较肯定我的著作，原因可能是因为他长期研究“立宪派”，而且他和李泽厚一样认为我们应对以“革命典范”为中心的论点加以反省。他说：
你的大文《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我拜读了一遍。正好出版委员会要我审阅，我就先睹为快了。我非常细心地读你的大著，告诉老兄，我完全被你说服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回想我三十年前讨论梁的思想，那时受的训练不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没有今天那么周密，加上当时的研究环境十分简陋，我自己的见解，想起来就汗颜，你不批评我，反而使我不好意思……
（《张朋园致黄克武函》，1993年3月3日）
他又告诉我：
你谈近年来对梁启超的研究，我读了有进一步的体会，我很高兴你也对梁有兴趣……我们对梁启超的了解尚不够全面，他写的东西太多了……要是有大量的人力也投入研究梁，他的地位必定可以提升起来。
（《张朋园致黄克武函》，1993年4月4日）
在两位张先生的支持下，拙作在1994年2月问世。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立即开始有关严复的研究计划。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来从事这一项研究，2001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2008年我的英文书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写了《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再后来将我的严复研究整合成《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一书，202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严复研究的主旨即在呼应上述梁启超研究一书中所强调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会通中西”的理想时，儒家传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思想史研究上，我最感谢的是墨子刻先生，正是他对我研究梁启超、严复思想的指点与鼓励，使我从一个初学者，渐渐登堂入室，了解其中的精髓。他不但为我的两本中文书、一本英文书撰写序言，大力推荐，而且有一次他还跟我说：“你的梁启超的书写得比张灏好，你的严复的书写得比史华慈要好。我很为你感到骄傲。”
这可能是恩师对我的溢美之词，鼓励我将来能“青出于蓝”。不过我真的很感谢他过去二三十年来对我的帮助。简单地说，我有关晚清思想史的研究继承了墨先生在《摆脱困境》一书中的理念，并尝试提出与史华慈、张灏等两位近代思想史名家不同的一个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