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沉潜多年推出长篇新作《猛虎下山》。作品延续李修文长期以来的深沉关怀与艺术探求，充满激情地书写人间的跋涉、困顿与庄严，并借助现实书写与魔幻想象的有机融合，寻找到新的叙事视角，融入散文、戏曲元素，重新淬炼后的小说语言，铿锵而又奔放，给人独特的审美感受。
《猛虎下山》以1990年代末为背景，讲述了镇虎山下的炼钢厂正在改制转轨，末位淘汰制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厂的光环黯然逝去，作为炉前工的刘丰收，从前的骄傲与尊严碎了一地。时代的大变局下，生存成为前所未有的危机。李修文回到历史和记忆的深处，打捞那些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精细的田野调查通过象征、变形的艺术手法转化成一部浓缩时代精神与显影人性幽微的人间戏剧。
作者简介
李修文，1975年生，湖北钟祥人。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内容试读
创作谈｜李修文：以万物为猛虎
《猛虎下山》的写作，让我觉得自己仍然行走在文学的正道上。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建立了对文学尺度的基本认知，要去写什么样的作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这个标准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我的人生际遇如何，我所有的生活都是在为写作，为我重新写小说在做准备。
写作之初，我先写了一批中短篇小说，之后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两部长篇写完之后，我面临着很大的写作疑难，我的写作和我能够感受到的经历，或者说我认识到的生活是完全脱节的。我没有办法写出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碰到的有名有姓的人，我明明被他的生活所打动，我明明能够感受到他在那个年代里的浮沉，但是好像我们的美学或叙事总是不能清晰有力地呈现出一个我们认识的人。我一度对写作非常灰心，我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写出像孙少安、孙少平、福贵这样有名有姓的人。讲好一个故事，写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执念的。时间长了之后，我很灰心，就像是被阉割了，自己读了那么多的小说，但就是写不好眼前看见的生活，所以我有很多年没有发表小说。
这些年，我参与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做过编剧、文学策划，也做过监制，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但这些经历常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当时的影视界充斥着大量草台班子，当你参与了一个剧，把自己的热情、生命耗费进去之后，最后却是一无所获。但是这些经历给我带来了一个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改变，让我踏足了从前我的审美和想象没有抵达过的生活，认识了从来不可能去认识的人。
《猛虎下山》这个故事的起源是这些年我去过的许多工业废墟，炼钢厂、炼油厂、机械厂，这些工厂全都荒废了，过去是车间，现在全都荒草丛生，我回老家的时候，看见好几座山下的工厂也都垮塌了，看上去就好像是鬼魂待的地方。这些工厂，都希望能通过各种改造迎来拯救，事实上没有什么用，最终只能偃旗息鼓。而当年的那批工人，那些承受过痛苦的人们，变成了失踪者，他们都在时代烟尘的笼罩下消失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没能重新站起来。但是，当我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像白发宫女一样讲述着前朝旧事，我还是能够跟他们深深地共情，原来每个人都携带着一部自己的史诗。
写作之前，我专门去了贵州的水城钢铁厂，它是三线时期为了“备战、备荒”建设的，它的形态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一座深山里的炼钢厂，规模不大，厂区被群山环绕。这是我想象中故事的发生地。我是那种写东西非要找到实证对应的人，哪怕是在写一个虚构的故事。当我开始为写作做准备，去采访时，我恨不得要带把尺子，去量车间与车间之间的距离，量完了之后，虽然不一定会用得上，但就觉得放心了，这种真实感能驱动我的讲述。在那里，我跟很多老工人喝酒聊天，了解了钢厂里那些花花绿绿管子的作用，各个工种与车间之间的生产关系。我还从他们的讲述中感受到一种身在火热年代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历经磨难，但只要他们开始回忆，它就非常明白无误地存在——也许，讲述这种尊严感被磨损，如何被生存和权力异化，如何从第一天起受到挑战，可能正是我要写的东西。
我生活的地方是武汉，曾经也是一座钢城。回到武汉后，我又去当年的老工厂看了，了解了更多工厂生活的细节，比如大部分钢厂初建时的一号高炉都是从东北搬来的，比如炉前工这个工种往往积聚了许多斗勇逞强乃至豪侠似的人物，我又找了一堆厂史资料回去看，大致才算心里有底，开始写这个故事。写作的时候，我不断翻看在水城钢铁厂拍下的照片，好像一下子就获得了某种天地之灵气，感觉这个故事终于能被我讲述出来了。
可是我并不只想写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实故事，我们中国人在那些灾难、伤痕到来的时刻，他们往往希望或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容身之所。有时候，我们的主人公会变成蝴蝶，有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又会变成孔雀，我们非常善于找到一个替代品，让它去帮助我们，承受和消化这些灾难和伤痕。而我，恰巧又是一个楚人，所谓“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我一直浸淫、生长于这种虚实不分，真真假假的文化中，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戏班云集，有河南的豫剧、荆州的花鼓戏、楚剧，甚至有很多秦腔，我最早的文学熏陶便是来源于此。我深受这些元素的影响，它们也帮助我去找到一种理解现实、描摹现实的维度。
在我的老家，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装满了那些神神怪怪的故事，比如说汉江里头来了一条船，船上只渡鬼魂；又比如一个老太太说前两天她的儿子回来给她挑了一担水，其实她的这个儿子早就去世了。这种真真假假、虚实难分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从小生长的背景，所以我还是想写一个根植于现实又逸出现实的故事。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给笔下的人物一个正当的、他愿意去待着的位置，这个位置，在我看来，往往是在中国的戏曲、中国的话本、中国的传奇里——无论是多么宏大的话题，多么沉重的灾难，多么确切的结论，老百姓们总能给你说上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也总有一种野史或者戏曲的视角来消解、对抗那种庞大的东西。
因此，我找到了那个叙事的中心——一个说书人的位置，来讲述这个故事。那种模糊的叙事伴随着写作的进程，愈发清晰，它承继了一些唐宋传奇和蒲松龄的传统，但是我也想讲述一个活在现代，活在现在的人的故事，而这种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想到了鲁迅，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那些人物，孔乙己、阿Q、祥林嫂，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可能，继续活在我们身边？人生代代无穷己，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每个人都因为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了崭新的自我，我们拥有了“现代性”，可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国民性”，就真的远离我们了吗？当我们从飞机上走下来，当我们从各种商务区谈判桌上走下来，我们真的敢说，你跟阿Q、孔乙己不是一样的人吗？
在写作中，我多次重读鲁迅的小说，我发现至少在戏剧冲突意义上，他很少写反抗的人——在《猛虎下山》里，我到底要不要写一个反抗的人，其实一直对我有困扰：刘丰收是否要黑化，成为一个今天的故事里司空见惯的反抗者，还是让他不停地被动和接受下去，他的行为边界到底在哪里？一直让我难以拿捏。但是最终，我觉得我不是写下一个曹操，一个造世者或者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中国人身上有很坚韧的生命力，“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可以说悲哀，可是我们又在这种悲哀里发现生命的庄重，因为我们总是在艰难的状况下创造自己的战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刘丰收的故事，无非是以万物为猛虎。我想写出一个人，是一个因为恐惧而制造谎言，又将谎言变成真实，最终在谎言里欲罢不能，既不能逃避谎言、也不能逃避真实的人。本质上，这么一个人物身上，所展示的还是一种生存的徒劳，生命的热情循环往复，最终又归于竹篮打水，但同时，无论是多么的徒劳，它都构成我们生存于世的主体，虽然我们常常画地为牢，可是每当面临一场场具体的战斗，我们所付出的心力，在其中所受的损耗，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独特的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就在这样的处境中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