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是西方古典音乐的集大成者，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其自学而成，这就让人更加好奇他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巅峰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书《巴赫传：博学的音乐家》以文学性的笔法，借助众多此前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依年代为序，讲述了巴赫的人生故事，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形象饱满的巴赫。

　　作者简介

　　[德]克里斯托弗•沃尔夫（Christoph Wolff），音乐学家，哈佛大学音乐系William Powell Mason教授，莱比锡巴赫档案馆馆长，《巴赫全集》主编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音乐大家，主要研究人物为巴赫和莫扎特，著有《巴赫：其人其作》《时运门前的莫扎特》《巴赫的音乐宇宙：作曲家和他的作品》等。本书为其代表作，荣获《洛杉矶时报》2000年度Best Book奖，并入围普利策奖传记类图书决选书。

　　精彩书摘

英文版序言

　　近十年前，我开始写作《巴赫：其人其作》（Bach: Essays on His Life and Works），我在书的导言里写道，“不妨将这本书理解为一本作者觉得还没准备好去写的书”。在我看来，现今情况依然如此。施皮塔于 1873—1880 年写下了两卷本《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这部著作的传统影响下，我认为，如今试图去写一本全面研究巴赫生平与作品的书，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太现实。施皮塔的这本书令人惊叹，因为当时只有少许传记文献被发现和出版，巴赫协会的“完整作品集”出了还不到一半。施皮塔的权威著作成为随后几代音乐史家都必须面对的挑战，他们不仅要重写巴赫生活和作品的全貌，还要更新和调整巴赫的形象，使其尽可能客观地与当前学术研究相一致。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我在巴赫逝世 250 周年之际写下了这本传记。

　　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有关巴赫生平的文献资料，以及他的全部音乐作品及其来源。然而，《巴赫文献集》和《新巴赫集录》的可用性及其收录的大量材料，并没有使其生平与作品研究变得更容易，反而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具挑战性，乃至不可能完成。与此同时，我们也愈发意识到，许多资料和文献都已不可挽回地丢失，还有些材料则尚未被发现和研究。关于后者，有两个事例 ：当我在为《新巴赫读本》（The New Bach Reader）做最后的润色时，我过去的一位学生偶然发现了两封此前不为人知而内容翔实的巴赫书信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有幸在乌克兰的基辅找到柏林歌唱学校（Berlin Sing-Akademie）遗失多年的音乐藏书，其中包含了巴赫家族的重要音乐材料（主要是老辈和小辈家族成员的材料，对 J. S. 巴赫提及不多，不过对本书还是有一些帮助）。这两项发现清楚地表明，资料搜集工作在巴赫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它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因此，与施皮塔不同，我接受了更为谦逊的任务 ：写一部传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写一部纪传体随笔。

　　可以想见，传记研究的对象决定了研究内容的本质与方法，在这方面，有必要强调两点。首先，我们所了解的巴赫生平没有激动人心的大事，不适合那种以时间为序罗列日期和事件的叙事方法。而且，巴赫的传记缺少许多重要细节。1775 年，卡尔在给他父亲首位传记作家福克尔写信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由于他从未写下任何生平行事，所以也就难免会出现空白。”事实上，就巴赫生平中不为人知的事情写一本书，并不会有太多困难。因此，猜测和假设也就不可避免，而本书中也必然会多次出现“大概”“可能”“也许”等词。不过，就像我在本书中力图证明的那样，揭示一个人生命之本质所在仍是有可能的，即便这个人是巴赫。

　　其次，巴赫的音乐作品虽然不能成为传记信息（或曰信息短缺）的替代品，但至少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它比作曲家的生平故事更加重要。抛开音乐，也就无法直抵这本音乐传记的核心。即便如此，我们的焦点依然必须放在更具广义性的音乐问题上，放在作为作曲家智识发展过程中一个组成部分的音乐上。作为对本书内容的补充，我希望日后能够进行一项独立研究，结合对个别作品更为详尽的讨论，来探讨巴赫作为作曲家的成长历程。

　　本书的副标题并非臆造。“博学的”（learned）这一定语出现在 1723 年 4 月安哈尔特-克滕亲王莱奥波德所写的解雇信中，他肯定知道自己描述的是何人。这个词并非只是一个修饰语，它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关注的焦点，聚焦于一种学习的氛围和探索的精神，正是这样的氛围和精神决定了巴赫异于其他作曲家的音乐倾向和哲学偏好，并揭示了他的美学目标。除了引用和详释莱奥波德亲王的话之外，本书在整体上更多受益于对原始文献的细读。我有幸详细审阅了这些书信与文献，这些文献现今收录在《新巴赫读本》中。我决定尽可能多地引用历史文献，是因为我认为这些资料能为历史讨论带来新鲜感和直观感。这些资料本身就很有说服力，而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也可及时纠正错误的诠释。

　　对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音乐及非音乐原始文献的细读，奠定了本研究的框架与内容，以及那些无法避免也不该避免的阐释。因此，例如，当我强调 1705 年之前巴赫作品的重要性、广度及早期成熟度时，这既是基于相关的原始资料，也是基于我对这些资料的解读。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所总结的巴赫在 1702 年的生活 —他从米尔豪森搬到魏玛的原因、《平均律键盘曲集》的标题页和他申请圣托马斯教堂合唱指挥之间在时间点与观念性上的联系。诸如此类的细节汇总起来，可以拼接和补充有关巴赫的那种镶嵌画般的传记叙述。因此，不断尝试连接两个极点，即巴赫的实际生活背景和造就其艺术技巧的智识框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多方面来说，本书之所以能够问世，都要归功于一段长久而亲密的友谊，正是这段友谊促成了一些合作项目。迈克尔·奥克斯曾是哈佛大学理查德·F. 弗伦奇音乐图书馆馆员，后来换工作去了纽约，他约我为巴赫写一部传记，我则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项目之所以一路顺风顺水，并不只是因为我们熟悉彼此的工作和习惯，在我看来也是由于他对巴赫的深入理解、他的建设性批评，以及他考虑周全的建议。他是一位作者所能期待的最称职、最深思熟虑的编辑，我要感谢他对这个项目自始至终的参与。特别感谢诺顿出版公司苏珊·高斯塔德的细致审校。借此机会我也要向我的朋友兼同事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乌尔里希·莱辛格和彼得·沃尔尼（他们都是莱比锡巴赫档案馆的成员）深表谢意，他们阅读手稿，讨论书中观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并指出了书中一些错误。露丝·利比再次成为我必不可少的助手，对此我非常感激。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约翰·麦克莫罗则就历史悠久的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合唱台和管风琴台提供了专家意见。然而，没有人像我的妻子芭芭拉那样直接和间接地为本书提供如此多的帮助，她与我一起探讨、演奏、研究和聆听巴赫近四十年——对于她，我亏欠良多，感激不尽，无以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