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作《乔治·钱纳利（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国沿海的艺术家》。
乔治·钱纳利在英国艺术家中是颇为特殊的一位，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经历了颇具前途的早期事业生涯之后，他漫长的余生都在东方度过。19世纪早期，他已成为英属印度最主要的艺术家，凭着技巧精湛的画艺和惹人注目的性格而声名远扬。在印度生活了23年后，他于1825年乘船前往中国沿海，在那里开始接受富商巨贾和各国来华贸易者的作画委托。钱纳利在中国生活了27年，最后亦长眠于此。由于未曾受到英国19世纪艺术风尚改变的影响，钱纳利的艺术保持着18世纪90年代的精神。
本书是第一本较透彻地研究钱纳利生平和艺术成就的著作，同时也生动呈现了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广东、澳门和香港昔日的生活图景。钱纳利的职业生涯被作者置于当时的大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那是东印度公司叱咤风云、中国沿海与世界贸易欣欣向荣的时代。平房、轿子、动物、疍家人、舢板、街头熙攘的摊贩……这些元素所构成的社会被钱纳利深深喜爱，并被其描绘得引人入胜。孔佩特旁征博引，再现了钱纳利这位创作颇丰、极富天才而又饱含争议的艺术家颠沛流离的一生。
作者简介
孔佩特博士（Dr. Patrick Conner）先后于牛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深造，并执教于马尔伯勒学院，之后担任英国皇家穹顶宫和布莱顿美术馆和博物馆美术部主管。1986—2020年任伦敦马丁·格雷戈里画廊总监。孔佩特是研究与东亚相关的历史绘画的专家，目前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研究员。
孔佩特博士已出版的著述包括《西方世界中的东方建筑》（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West，1980年），《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The Hongs of Canton — Western Merchants in South China 1700-1900，2009年），以及《中国贸易画：思源堂珍藏历史绘画》（Paintings of the China Trade: the Sze Yuan Tang Collection of Historic Paintings，2013年）。他曾策划多个探讨“东方”和“西方”文化关系的展览，特别是“威廉·亚历山大，英国艺术家在中华帝国”（布莱顿和诺丁汉，1981年）；“1600—1860年间的中国贸易”（布莱顿，1986年）；“东方印象”（香港历史博物馆，2005年）；以及“引人注目的钱纳利先生”（亚洲之家，伦敦，2011—2012年）。
译者简介
刘艺，毕业于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艺术史系。现工作于银川当代美术馆，致力于馆藏洋风画和早期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梳理研究，及相关项目和学术资料的翻译。
精彩书摘
在英国艺术家中，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是个特例。28岁那年离开英国后，他余生的五十年都在世界的另一头度过——二十三年在印度，二十七年在中国沿海。如果他一直待在英国，或者欧洲，无疑会被卷入艺术风尚和品味的变化中去；他可能会加入这样或那样的团体，作品在职业批评家和鉴赏家面前展出；他会得到罗斯金（Ruskin）的赞美或奚落，富有的商人为他提供赞助，并在自己的乡间别墅里设宴款待他；如果不是他自己，也会有他的某个追随者，就他杰出的成就发表饱含溢美之词的论述。
而事实上，钱纳利将大半职业生涯耗费在远东地区（大多数时候是在侨民的小社区中）的同时，他已丧失了这一切的可能性。他当然曾考虑过返回英格兰，至少也曾有过那么一次（见第106页）。但如果他在晚年返回故土，所面对的境况可能未必会让他感到称心如意。毕竟当萨克雷（Thackeray）笔下的纽康姆上校（Colonel Newcome）结束在印度的任期返回英国时，还有人拿他那［晒成］褐色的皮肤和不入时的宽大衣着取笑。当上校重访一处记忆中的聚会场所时，他吃惊地发现，取代常来往于此的谢里丹（Sheridan）和他机智诙谐的追随者们的，竟是一个醉醺醺的满口粗俗歌曲的歌手。而缺席时间远甚上校的钱纳利，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工业支配城市，铁路贯穿乡村，恪守道德规范、重视家庭生活的皇室统治着社会——又会好到哪里去呢？钱纳利会和拉斐尔前派共创事业吗？还是和万国博览会的组织者们共创盛举？我想不会。相反地，钱纳利那在乔治三世（George Ⅲ）时期还曾高度流行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格，此时看起来就像纽康姆上校的裤子一样过时。
甚至钱纳利的个性，想来有趣，乃是根植于反复无常的18世纪90年代的伦敦和都柏林：一个充满暴力冲突、无耻大胆和愚蠢荒唐的年代。很难想象钱纳利会在故国僻静的郊区度过一段体面的退休生活。或许他的事业没有被某些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拥护者所记载也是合理的，同时代传记作者的缺席，使得他的言行成为谣言和秘闻的主题。在中国南海那个偏远小岛上独自生活的二十七年中，他引起了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而在他死后，传言更是激增，还延伸到了他的绘画上去——许多年中几乎任何18世纪或19世纪的中国主题的油画都倾向于被归为钱纳利所作，而且至今还有各种来源的绘画以“钱纳利”之名展出或编目，或更谨慎一些地被称之为“钱纳利画派”（Chinnery school）。
如果有人能接受所有那些看似可信的书籍和期刊所发表的与钱纳利相关的内容，那么他就能顺着以下文字构建起钱纳利的事业概况：
钱纳利于1748年生于蒂珀雷里（Tipperary）附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孩童时就显露出艺术天分的钱纳利，走上了与父亲完全相反的职业道路。他少小离家，因此父母将对他的喜爱转移到了他冷静理智的兄弟威廉身上。
15岁时，他独自一人生活在都柏林，师从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并很快就超过了老师。随后他搬去伦敦，进入圣马丁路学院学习，尽管他把大把时间都花在了弗利特街的酒馆里。他成了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的学生，还被富有的工业家赞助。他有位特殊的朋友——艺术家约翰·拉斐尔·史密斯（John Raphael Smith），但当史密斯与乔治·莫兰（GeorgeMorland）合作时，心怀妒忌的钱纳利返回了自己的故乡爱尔兰。
没过多久，在他到达加尔各答后，钱纳利被指患上了无药可医的精神错乱，不得不被加以约束。他开始依靠大量的酒精，或者如另一种资料来源所言，依靠大量的鸦片。他在东方自始至终偷偷摸摸地过活，为了躲避残酷无情追赶他的妻子，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在绝望的境地下，他不远万里逃到了暹罗。在中国沿海（1793年时他曾作为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访华使团的一员到过此地），他改穿中国服饰，身边围绕着“娇小、温顺又灵巧的女人”，尽管他的放纵遭到了传教士马礼逊医生（Dr.Morrison）的强烈谴责。
最终，乔治·钱纳利，这位“印象主义之父”（the father of Impressionism），在澳门自己家的阳台上平静离世，也可能是在北京死于贫困交加，那时他已经活了100岁，甚至是103岁了！
遗憾的是，以上的内容没有一条是基于事实的。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有关钱纳利的传奇已经扩展到了新的领域——历史小说。他一定是为数不多的扮演过主角的艺术家，很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这在三本最近的小说中显而易见，其中一部还被拍成了电影。第一本是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的《大班》（Taipan，1966年），钱纳利以好色的亚里士多德·昆斯（Aristotle Quance）的形象出现，“英国和爱尔兰的混血……东方最早的欧洲人”，与被称为“爱尔兰怪兽”的妻子分居。在书的最后一页，年老的艺术家向新大班打招呼，还想向他借钱。“女人是所有男人苦难的来源”，［作者让］他说道。“当然，”他小心地补充道，“不是所有女人。亲爱的小玛丽亚·唐（Maria Tang）不是。啊，现在，那儿有个我从未见过的性感女郎……”
在毛翔青（Timothy Mo）1986年的《占有岛屿》（An Insular Possession）一书中，钱纳利又作为奥古斯丁·奥罗克（Augustine O'Rourke）———个体态发福、痛饮白兰地的爱尔兰人出现，有着“可怕的、不可预兆的对年轻女性肉体的渴望”。他以“肥胖的通奸红毛洋鬼子”被中国人熟知。相比之下，凯瑟琳·奥德尔（Katharine Odell）的《钱纳利在中国》（Chinnery in China，1971年）一书的中心人物个性更温和、更善解人意，完全规避酒精和本地女人，尽管他也确实享受和“夏洛特·温特斯”（‘Charlotte Winters’）一段短暂又富于激情的风流韵事，后者显然是以日记作者哈丽特·洛（HarrietLow）为原型的。
在这些人造传奇的背后，展现着钱纳利的艺术。如果说那些传记夸张地将其描述为一个任性不羁、蔑视常规的天才艺术家，部分原因也是由他的画作招致的。艺术作品总是被解读为艺术家的人格表现，尤其当你直面钱纳利绘画中的个人特征时，那光怪陆离的笔触、独特的风格和偶尔陷入荒唐的状态，使这种解读尤其令人无法否认。即使是美国的对华贸易商吉迪恩·奈（Gideon Nye），一个与钱纳利相识多年的人，也被误导相信钱纳利是因为参加民族主义革命活动而被驱逐的。据奈所说：“钱纳利有一些天才所具有的弱点，同时又性情温和。他的想象力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在很多方面都有一种接近怪诞的狂热：在色彩上，他的狂热，或者说不切实际的想象，有时征服了他的手，而这于艺术而言几乎算不上是什么错误……”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朱绮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