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北京一位母亲在独子病逝后，面对他留下的87个游戏账号，起诉要求继承。法院最终判决：账号使用权可依法继承，平台须配合变更实名信息。在数字时代，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者卡尔·奥曼发出叩问：当逝者的数据以泽字节量级持续累积，谁将继承他们的数字遗产？谁在觊觎这些数字遗产？谁又在从中牟利？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书《我们死后，我们的数据呢？》，讲述从古埃及木乃伊到元宇宙数字墓碑，剖析人类保存生命痕迹的千年执念如何演变为今日的数据伦理困局。奥曼尖锐指出，掌控数字遗产的巨头不仅垄断着集体记忆，更在重塑生死的边界。一个人的数字遗迹或许能慰藉至亲，但当数十亿份遗存汇聚成册，它们便成为一部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记忆——这既关乎我们如何向后代讲述这一代人的故事，也关乎文明自身能否在数据洪流中找到延续的根基。

　　作者简介

　　卡尔·奥曼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哥德堡大学政府系高级讲师。他于2020年9月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师从信息哲学领域权威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其研究聚焦人工智能政治伦理、数字遗产、深度伪造及数字化社会的伦理与社会理论。2020年，他荣获爱思唯尔Scopus青年学者奖，位列英国艺术与人文领域潜力青年学者榜首；2025年斩获乌普萨拉大学奥斯卡学术奖，该奖项每年表彰校内发展前景突出的早期职业研究者。

　　精彩书摘

引言（节选）

　　这本书揭示了“后死亡状态”下涌现的伦理、政治与经济挑战，这些挑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从个人经历可知，处理逝者的数字遗迹对刚失去至亲的人而言尤为艰难，尤其当逝者未留下密码时，如何注销他们的在线账户、通知他们网上的联系人、处置他们的数字资产与虚拟化身等问题，常令人束手无策。这些平日鲜少思索的议题，带来了全新且常令人惶恐的挑战，而我们对此几乎毫无准备。更棘手的是，网络平台的设计初衷鲜少顾及此类需求，导致删除账户以及报丧程序对不熟悉应用的老年人极不友好。此外，逝者数字遗迹的存续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人死后的网络遗存该删除还是保留？谁有权裁决？逝者是否仍享有隐私权？掌控数据的企业又该承担何种责任？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会落回到每个人的肩上。

　　与此同时，我们作为社会整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文明体，也在集体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回应先辈们在当下社会中挥之不去的存在？在此语境下，个体经验是次要的，因为无论我们自己或亲友是否使用互联网，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显示，仅未来三十年内，全球约22亿人将离世（整个21世纪将累计近80亿人离世），其中许多人将留下海量数据。

　　这些数据终将填满我们日常使用的社交平台服务器。如果网络继续以当前的增速发展，至21世纪末将积累近50亿份全球逝者档案。所有社交网络与数据企业，都将直面类似的未来。当用户身故，平台将作何处理？目前脸书允许家属删除账户或将其设为“数字纪念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当纪念馆的管理者本人也离世后，这些数据该何去何从？当服务器逐渐被逝者占据、威胁到平台以广告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时，问题始终存在：你会如何处置这些数据？又“应当”如何处置？

　　就像我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无论答案是什么，带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个体用户。既然“逝者铸就文明”，这个议题便关乎整个社会，而非仅仅是个人与家庭。为何如此？因为当今数十亿互联网用户的数字遗迹，早已不再是个体生平的简单集合。从整体而言，它们构成了我们的“集体”数字过往——这是我们当前社会与先辈关系的根基。可以说，我们此刻产生的数据洪流，正构筑着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人类行为档案，甚至可能成为传承给后代的首要的历史数据源——人类共有的数字文化遗产。

　　到目前为止，我所强调的是，人类与逝者的关系正经历根本性的变革。这不仅涉及逝者隐私和访问已故亲友脸书主页的权利，更涉及文明与“未来的过去”之间的本质关联。在我们与逝者共处的全新模式“后死亡状态”中，往昔与逝者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存在迫使我们直面新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统筹对数字遗迹的管理？怎样更好地掌控集体的数字遗产？我们对后代负有何种责任？而责任该由谁承担？

　　这些都是重大的伦理命题，尚无显而易见的答案。本书的目的并非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套明确的行动方案或蓝图。事实上，我的核心论点之一是，这类问题无法单凭一己之力破解，而需经由“民主协商”。与所有具有政治意义的议题一样，脱离“何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个前提，便不存在客观上更优的解决方案。无论我们选择何种路径，都必然面临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冲突和博弈。不过，在本书结尾，我将提供一些方向性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调和冲突时指明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