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到晚清的三百年里，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开放与失败？为什么三百年过去了，中华民族在睁开眼睛之后，又选择了闭上眼睛，不仅没有迎头赶上，反而最终形成了封闭，从此彻底和世界隔绝了呢？
近日，浙江人民出版社“经纬度”丛书推出《失去的三百年》，该书追溯了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这三百多年里，中国的开放与失败，曾经的盛世到后来的衰败而被动挨打，这段历史期间的客观得失与经验教训。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试探的百年”，时间从1516年到1644年，从隆庆开关到明末清初，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也曾经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第二部分是“跌宕的百年”，时间从1644到1735年，清朝早期的开放如何发展成中期的封闭的。第三部分是“锁死在系统中的百年”，时间从1735到1840年，这个时期的西方从大航海走向工业革命，而中国却关闭了大门，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作者简介
郭建龙，自由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已出版《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丝绸之路大历史》、“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历史游记《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失落的世界》等。译有甲骨文丛书《一把海贝：从奴隶贸易兴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温王朝：创建与变革》等。
内容试读
楔子 洋人翻译告御状（1759）
一条小船的冒险之旅
公元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本来是一帆风顺的一年。此时这个称雄北方的大帝国刚刚消灭了一个心腹大患：四年前，乾隆皇帝借助准噶尔瘟疫和内乱的机会，派出定北将军班第、定西将军永常，率领大军讨伐位于新疆的准噶尔蒙古人，将之灭亡。这个在康熙皇帝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满清关注焦点的内亚巨型集团，也是唯一能够和满清抗衡的游牧帝国终于消失了。之后的几年，乾隆皇帝再接再厉，进军南疆，获得了整个新疆地区的控制权，并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定边将军兆惠夺取了喀什噶尔（现新疆喀什），标志着回乱已经收尾，大清帝国在乾隆皇帝手中终于确立了它的庞大疆域。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一件小事却破坏了皇帝的心情，这件事是由一艘红毛夷的小船造成的。
6月13日，一艘叫做“成功号”的英国小型船舶离开了澳门，向北方进发。到了21日中午，他们来到了浙江舟山附近的四礁洋面上，在这里遭遇了满清方面一艘巡海的帆船战舰。舰上的把总叫陈兆龙，他发现英国船之后，连忙将它逼到了双屿岛停泊。
英船靠岸后，陈兆龙对船进行了简单测量，船身长七丈，梁头一丈四，船上有十二人，其中一人是黑人。船上有两门铜炮，一门铁炮，四杆鸟枪，四把腰刀，三十斤火药，五十多颗炮弹。这艘船上的夷商叫做洪任，宣称他们是打前站的，后面还会有船过来，要到宁波做生意。
陈兆龙将此事上报他的上司李雄，李雄再上报给了上级定海总兵罗英笏。罗英笏听说后，连忙派手下守备娄全赶往现场。与此同时，英船到来的消息也传给了浙江巡抚庄有恭。庄有恭的记忆力更好，得到汇报后，他突然记起洪任似乎前两年也来过。当时，浙江地区的官员曾告诉过洪任：他以后不能再来这里了，只能去广州做买卖。官员们以为他已经明白了，可为什么过了两年他又来了呢？他到底想干什么？难道要走私？于是浙江巡抚派人通知了定海县（位于舟山本岛）民政官员，后者派遣沈嶴巡检高云蔚前去调查此事。
根据英国人的记载，两位军官（陈兆龙和娄全）和一位文官（高云蔚）于25日抵达了该船，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门，但带来的总兵和知县命令都是告诉英国人，皇帝已经下令他们不准在浙江做生意，他们必须回广州去。
英国船答应了他们的指令。在补给了饮用水之后（满清官员拒绝给予物资补给，只能补水），英国船被迫在当日离开。为了防止狡诈的英国人有变，中国海防派船跟了他们三天，直到他们来到了鸦鹊山岛之外，才撤了回去。
当天，定海总兵给皇帝写了奏折，讲述了这件事。三天后，浙江巡抚也单独给皇帝发了奏折，两封奏折报告了同一个好消息：英国人被赶走了。
但浙江省的文武官员过于天真了：事实上，英国船在摆脱了中国海防的尾随之后，不仅没有南下广州，反而继续北上了。到了7月10日，它已经到达了天津海河的入海口附近。在这里是满清海防的大沽营所在地，海口处设有堡垒和炮台。见有一艘奇怪的船到了，炮台里连忙派人过来，告诉他们不能进入内河。到了黄昏时，大沽营游击赵之瑛来到了船上。这位赵之瑛曾经在广州任职，他见到船上的洪任感到非常惊讶。原来，赵之瑛与洪任是在南方时的旧相识：所谓洪任，就是在广州著名的英国人大班洪任辉（James Flint），他是历史上东印度公司培养的第一个由英国人担任的中文翻译（此前都是由中国人担任），也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商人。这位商人怎么会不带一点货物，从广州来到天津呢？
由于遇到了熟人，洪任辉这才有机会将他来的目的和盘托出。
事实上，在宁波舟山时，英国人已经声明过他是来告状的，要将外国商人们在广州的委屈都告诉皇上。这些外国人认为，广州的官员太坏了，贪污腐败、只手遮天，将皇帝蒙在了鼓里，为了摆脱这些可恶的官员，只有北上告状一条路可走了。
洪任辉在浙江也诉说了他的委屈，但浙江的文武官员显然不愿意接这桩棘手的事情，他们只想着怎样将洪任辉赶走。在奏折中他们都隐瞒了这一点。英国人曾经交了一件告状书给浙江的三位官员（陈兆龙、娄全、高云蔚），希望他们能够层层上传，转交给皇帝，但他们拒绝了。后来为了尽快让这些惹是生非的英国人离开，陈兆龙答应将这封信转交给总督。但当英国人在当天离开后，他们也许并没有转交，也许转交总督后，在更上层衙门里不了了之了。总之，浙江并没有向皇帝传出哪怕一点这封信的消息。
既然浙江的官员不给英国人传递信件，那么，英国人到了天津又有什么用处呢？浙江至少还在早年接待过海外商人，知道一些内幕，天津作为更加保守的北方城市，又怎么可能帮助外国人传递消息呢？
但这一次，英国人却是幸运的，事情的转折就出现在这位赵之瑛身上。听完了洪任辉的叙述之后，赵之瑛告诉他：如果他再像在舟山那样，依靠正规渠道递上去，那么一定会被不知道哪个级别的官员卡住，无法上达皇帝。但作为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他却对这个体系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事情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同时让天津本地的官员都知道有一位洋人来告状，并且还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别人也已经知道了。只有这第一次传达好了，官员们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再隐瞒，洋人的告状才有可能成功。
但如果要想让众多的官员同时知道这件事，仅仅靠洋人是做不到的，只有依靠他赵之瑛才能够做到。但他做这个事情也是要冒风险的，也就是会得罪所有的官员，甚至被革职。为了让他冒的风险值得，就必须给他一笔补偿金。他希望的数目是5000两白银。
洪任辉不愧是广州的商人，在他的讨价还价之下，双方最后同意以2000两成交。
价格谈好之后，立刻行动。7月19日，赵之瑛将洪任辉接到他的驻所，并同时向各方面做了汇报。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一位满洲官员来到了船上，他是奉都统的命令前来查询的。这位都统统率着士兵3000名，战船12艘，驻扎的地方距离他们停留地约20海里。
这位官员听到了洪任辉的汇报，就离开了。上午9点左右，洪任辉被由水路送往天津。当时天津道的道台是那亲阿，天津知府为灵毓。但洪任辉最早并没有接触到这些人，事实上最早接待他的，反而是兼管天津海关的盐政官。
21日早11点，洪任辉到达天津，在口岸处有一位官员迎接他，将他送入海关。约一个小时后，一位天津盐政官员叫他到了一间庙宇，客气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让他把告状信交出来。此人表示，从天津盐政系统可以将告状信直接交给皇帝。他会把信交给他的上司，也就是天津盐政本人。但在这期间，需要洪任辉留在船上，不过他也不需要为生活担忧，所有生活物资都会下令拨发给他。
这件事从盐政系统发酵，到了晚上，天津道台（也有可能是他派来的下属）也来见洪任辉了，于是他又把一份告状信交给了道台。到这时，信件从两个系统都已经传了出去。天津道官员与洪任辉谈了两个小时，在一间庙宇里指定几个房间给他居住，等候皇帝的命令，并再次关照了他的生活起居品。
行政系统运作起来之后，知县亲自来拜访。在洪任辉看来，所有的天津官员都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对外国人也显得客气、尊重。但他们对船只的清查却一刻也没有松懈，大炮被卸下，船只被看守了起来。27日，知县再次前来请查了人员名单，并告诉洪任辉，一两天内皇帝的命令就会到达。
28日，天津知府来见，他先送来了一大包水果。但知府关心的却是另外的问题，询问他是否受人指使，在宁波是不是有内应，等等。洪任辉表示没有任何人指使，也没有内应。知府临走，将仆人留下照看英国人起居。
到了晚上六点，知县再次到来。这次他带来了好消息：英国人的告状信已经传递给了皇帝。皇帝大怒，下令彻查，派遣了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两位大臣分别是给事中朝铨，以及福州将军新柱。皇帝给大臣的命令中，要求到了广州先二话不说，将广州的海关监督李永标免职抓起来，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兼任，然后再和两位钦差大臣一起彻查海关的问题。只要查出来真的有问题，就将李永标正法以儆效尤。
皇帝在谕旨中还着重点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这样的话语不可谓不重。
洪任辉是从海路到达天津的，可现在，作为告状人，按规矩他不能再原路返回，只能跟随皇帝的钦差朝铨一同从陆路回去。为了免除洪任辉心中的疑虑，知县还专门告诉他，之所以走陆路，恰好表明他告状成功了，皇帝相信了他的话。洪任辉听后安排船只单独回去，他跟随皇帝的人马从陆路返回南方。天津的各级官员以他们的君子之风让英国人赞叹不已。
至此，洪任辉的冒险大获成功。英国人凭借一己之力，终于突破了中华帝国重重的信息屏障，将海关腐败的消息传递给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乾隆皇帝本人。
但是，冒险成功的他真的告状成功了吗？我们不妨先看当时满清的海外贸易是如何进行的，才能理解洪任辉为什么告状，他告了什么状，也才能理解事情后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