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记者/周存 通讯员/陈晔、董芳）近日，《愚蠢的核弹》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书系出品，此次万有引力将以作品集的形式，陆续出版沙希利·浦洛基的五部重要作品，其中《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与《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可视作浦洛基的核问题三部曲，在这些作品中，浦洛基教授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现场，重新审视核问题，理解危机与灾难发生的原因，找寻解决的途径，希望能从中获得面对当今世界种种不确定性的力量。
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著名冷战史、乌克兰史权威，哈佛大学讲席教授沙希利·浦洛基在他的最新著作《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中，利用新解密的克格勃档案和苏联军事回忆录，以及新解密的白宫录音和古巴方面的材料，深刻审视了这场将人类文明逼入核战争边缘的危机。
在本书中，作者突破传统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利用更全面的材料，从苏联、美国、古巴三国视角，进行几乎逐小时的细致叙述，多角度深度还原危机现场。在对危机高精度还原的过程中，揭示了危机得以解除的本质：并非谁的英明决定，仅仅是出于对核战争的恐惧。
作者在书中巧妙地展现了危机中的戏剧性和恐惧感，清晰地描绘了包含着阴谋、误解、博弈、恐慌和混乱的危机图景。
作者介绍：
沙希利·浦洛基( Serhii Plokhy ) ，哈佛大学历史系乌克兰史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中心主任，专攻东欧思想、文化、国际关系史，著有《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欧洲之门: 乌克兰2000年史》《 原子与灰烬: 核灾难的历史》等十余部专著，获奖众多，包括非虚构类两大标杆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与贝利·吉福德奖，以及俄罗斯研究领域的权威奖项普希金之家俄罗斯图书奖，他也是唯一两获该奖的作者。
章节试读：
中文版序：五段旅程（节选）
编者按：
本文是作者应中文版出版方要求，撰写的序言。在这篇短文中，他讲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将自己的历史著作看做一次前往“陌生国度”的旅行，邀请读者前往历史现场，理解历史人物应对特定历史情境的方式和原因。
五段旅程对应五部即将出版的著作，作者详述了自己创作这五本书的动机，希望能达成的效果。
这五本书是一个系列，探索并解释了漫长的20世纪的多重变革。它们探讨了强权的衰落和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兴起，揭示了不同思想、不同政体间的碰撞，并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核时代给世界带来的挑战。这五本书通过创造叙事，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讲述故事来实现上述目的。这些故事包含着对现在和未来的启示，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中国有句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与之最接近的西方谚语是罗马政治家和学者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名言：“历史乃人生之师。”自这句话问世以来，历史的教化作用曾多次被怀疑，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持怀疑态度的人远多于相信的人。但我个人相信，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还可以作为借镜，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只有努力将所研究的人、地点、事件和过程置于适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理解过去。
英国小说家L.P.哈特利在1953年写道：“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做事的方式与众不同。”这句话很有见地，我也把我的每一本书都当作一次前往“陌生国度”的旅行，无论主题是外国的历史还是我自己民族的过去。虽然我的“旅程”的主题或“终点”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出发点、行程和目的地都与当下的关注点和感知密不可分。因此，我更愿意把我的研究看作一次往返之旅——我总是试图回到我出发的地方，带回一些身边的人还不知道的有用的东西，帮助读者理解现在，并更有信心地展望未来。
我对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非常感兴趣，但最重要的是发现和理解形成这些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应对环境的方式。在我的书中，那些做决定的人、“塑造”历史的人不一定身居高位，他们可能是，而且往往只是碰巧出现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反映的是时代的光亮和悲歌。最后，我相信全球史，它将现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无论我们今天信奉什么观点，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哪个社会。因此，我的许多著作和论文都涉及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文化和世界观之间的碰撞。我认为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其中的多重纽带，而这些纽带把我们彼此，以及我们的前辈联系在了一起。
《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聚焦于1962年秋天的古巴导弹危机，审视了冷战时期最危险的时刻。在美国公众的记忆中，这场危机极富戏剧性。他们几乎完全聚焦于肯尼迪总统的决策和行动，他不仅是胜利者，还是让世界免于全球灾难的拯救者。而我的著作则将危机历史“国际化”。我扩展了叙事框架，纳入了其他的关键参与者，尤其是赫鲁晓夫，还有卡斯特罗。为了了解危机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并吸取教训，我不仅要问自己他们为避免核战争做了哪些“努力”，还要问自己他们在将世界推向核对抗边缘时犯了哪些错。
我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犯下的许多错误不仅是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也因为两位领导人无法理解对方的动机和能力。赫鲁晓夫之所以决定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是因为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让苏联人感觉受到了威胁，但肯尼迪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在美国本土附近选择一个新基地来平衡双方才公平。赫鲁晓夫也从未理解过美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的限制——肯尼迪并不像赫鲁晓夫那样拥有广泛的权力。国会所代表的美国公共舆论认为，古巴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与美国的关系比土耳其与俄罗斯或苏联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我对苏联方面史料的研究，包括在乌克兰档案中发现的克格勃军官的报告，使我能够透过苏联官兵的视角，从下层观察危机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一视角对于全面了解两位领导人对军队的真实掌控力，以及实地指挥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决策自主性至关重要。苏联指挥官曾违抗莫斯科的明确命令，击落了古巴上空的一架美国U-2侦察机，差点使危机演变成一场真的战争。这是因为苏联指挥官误认为他们已经置身战争之中，必须保护自己。事件突发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在局面完全失控之前结束了这场危机。核对抗带来的恐惧为两位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使他们能够搁置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歧，让世界免于核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