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发行。本套丛书分为12卷，超千万字，规模宏大，涵盖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各个领域，是三十年来第一次集中了如此规模的学者及其学术思想的成果。
《〈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由文史学者刘梦溪主编，本套丛书既是《中国文化》杂志三十余年优秀成果的选编，也可视作近三十多年我国学术界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一次汇总。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大型学术刊物，秉持“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的办刊宗旨，提倡从现代看传统，从国际看中国，在广为汲纳国外各种新观念的同时，刻刻不忘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创刊以来获国内外学界人士一致好评。
为汇聚成果、交流学术、留住历史，特编选“《中国文化》三十年精要选编”，分十二个专题，厘定为十二卷，涵盖了哲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化学、艺术学、民俗学，以及按传统学术分类的易学、诸子学和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等专门之学，更兼有文化现象学、民间信仰与民俗等跨学科领域。
书中所收大都是名家之作，包括老辈学者钱穆、冯友兰、饶宗颐、胡厚宜、季羡林、周有光、汤一介、李泽厚、李学勤、裘锡圭、冯其庸等，以及李零、葛兆光、陈平原、虞万里等年轻新锐，成为海内外华文世界一流学术人物的学术园地。
作者介绍：
主编刘梦溪，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中国文化》创办人、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
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马一浮与国学》《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七十述学》《王国维与陈寅恪》《国学与经学》《八十梦忆》等。
内容试读：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钱穆
编者按：《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是钱穆先生最后一篇文章，原载1990年9月26日《联合报》。经钱逊先生推荐，现将此文和胡美琦女士的《后记》一并刊出，以作为本刊对这位逝去未久的国学大师的追念。
［前言］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唯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9月，我赴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香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唯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80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人生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可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含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来说，中国人最喜言“天下”。“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含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其他亦可据此推想。
一九九O年五月端午节钱穆在迁出素书楼之前三日完成于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六岁。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周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