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世界四大原生文化之一，也只有中国文化如滔滔“江河万古长流，绵延至今”。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

　　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新书《万古斯文》。该书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自身特质、国际条件等诸多方面，将中国文化的辉煌一一写来。今天的读者可以跟随本书，走进中华文明的璀璨星河。

　　作者简介

　　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中华文明五千年》等。

　　何晓明：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学者。

　　周积明：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学者。

　　内容试读

第三节 混血的龙（节选）

　　18世纪以后，民族学、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初，严复所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论道：

　　世界历史所必不可诬之事实，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以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而种界因之日泯。此其理自草木禽兽以至文明之民，在可证之实例。

　　我国学者也认识到，“世界上没有血统很纯粹的民族。民族既非单元，文化也就不会单元。反过来，文化越灿烂，民族的血统似乎越复杂”（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1页）。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便是此规律的极好实证。中华民族的多元组成，拥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它不仅意谓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处的大家庭，而且也意谓各个民族在自己的繁衍流变中，无一不有“广进异种”的血缘通融因子发生作用。即以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历史最长的汉族为例：稽之史策，其血统之混杂，决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者无论矣，秦汉以降，若匈奴，若鲜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靺鞨，若高丽，若渤海，若安南，时时有同化于汉族，易其姓名，习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纥、唐兀、康里、阿速、钦察、雍古、弗林诸国之人，自汉、魏以至元、明，逐渐混入汉族者，复不知凡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在神话传说时代，中华先民的血统便不相一致。生活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地区的是古羌人，相传炎帝即为他们的首领。生活在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的是古夷人，共有九部，称“九夷”，相传太嗥、少嗥是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北方的，有戎人和狄人，他们奉黄帝为自己的始祖。在江汉之间则居住着古苗人，古籍里称他们为“三苗”。在更南边，则有所谓“南蛮”人，生息于五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和蛮人都由众多的氏族、部落组成。“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移和相互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形成相反的利益，而在另一些时候和另一些地方又形成了相同的利益，由此引起了各个部落的分化和组合、战争和联盟，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12页。）羌、夷、戎、狄、苗、蛮的某些氏族、部落先后融合而成汉族，其余的则分别演化成数十个少数民族，他们共同组成了现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又分为两支，一支称黄帝，一支称炎帝（黄帝和炎帝，均应作氏族的拟人化称号看待）。神话传说中“怒触不周山”的桀骜不驯的共工氏，也属于这个集团。夏、商、周人的始祖，都与黄帝有联系。夏人的始祖是治水的大禹，而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的始祖契，相传为简狄吞食玄鸟之卵而生，这简狄原是黄帝曾孙帝喾的次妃。相传周人的始祖后稷为姜嫄踏天帝足印感怀而产，这姜嫄正是帝喾的元妃。正因为如此，黄帝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亦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太皞、少皞以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射日的后羿，都属于这个集团。苗蛮集团主要活动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归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还有三苗、骧兜、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三大集团之间，既有和平相处的安宁，也有相互争夺的惨烈。这首先要从华夏集团内部黄、炎二帝的兄弟阋墙说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萌生，不同部落之间的利益与习尚冲突，终于导致豆萁相煎，同室操戈。这是一场残酷的争斗。“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列子·黄帝篇》）双方直战得血流漂杵，日月无光，最后炎帝向东南方向溃败，渐与东夷和苗蛮集团融合。黄帝后来独自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这是重要原因。炎帝流落东方，其后裔蚩尤，成为东夷集团内十分枭悍的一支。蚩尤犯上作乱，驱逐了炎帝，自己取而代之，仍不满足，又率领部属向华夏集团掩杀过来。黄帝被迫在“涿鹿之野”布下阵势，与蚩尤决一死战。蚩尤战败，被处死于黎山之丘，他戴过的枷锁，被掷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化为一片火红的枫树林。在南方，由于苗蛮集团比较原始的巫术与华夏集团比较进步的、带有浓厚宗教气味的巫教格格不入，加之物质利益的冲突，双方由小规模的冲突发展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篇》）是其开端；“舜却苗民，更易其俗”是其中期：“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墨子·非攻下》）才告结束。战争以苗蛮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中原地区较先进的巫教风俗，也在两湖三湘之地流行开来。华夏集团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己的主流地位，“华夏”也进而成为后来的汉族，乃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称号。华夏集团及他所代表的汉族之所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占有领导的地位，不仅因为其人口众多，又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居于统治地位，而且相对于各民族来讲，其文化发展水平始终都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其他民族入主中原时期，执掌政治权力的其他民族统治集团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文化方面向汉族“认同”，于是，“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场面便不止一次地被重演。以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清代康熙皇帝祭祖时宣称“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康熙御制文》一集三十六卷），十分明白地表露出向华夏文化认同的文化“续统”意识。当然，另一方面，华夏文化也从周边文化中多方吸取营养，并因此获得了蓬勃旺盛的生机。“用夏变夷”与“用夷变夏”的双向交融，最终促成中国文化汲纳吞吐、兼收并蓄的博大风范。在这一过程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宝贵贡献。中华民族多元组成的历史依据，还得到民俗学方面的充分论证。

　　在中华传统习俗中，龙是吉祥的象征。这种特殊文化观念的物化表现几乎无所不在。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以龙为名的山川城池不计其数：龙岗、龙渊、龙洲、龙城、龙泉……因龙而号的亭台楼阁美不胜收：龙堂、龙壁、龙祠、龙亭、龙门、龙塔……在时跨数千年，地距上万里的民间习俗里，与龙有关的项目更不胜枚举：龙舟、龙灯、龙笛、龙香、龙骨车、龙吟曲、龙爪书……以至于将中国文化称为“龙的文化”，将中华儿女称为“龙的传人”。龙崇拜由来久矣，它最早起源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江苏苏州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器物上刻有一种似蛇非蛇的勾连花纹，即是古越人龙图腾崇拜的表征。古越人“文其身，以象龙子”（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语），也是龙图腾崇拜的风习遗传。内蒙古翁牛特旗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的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体卷曲为C形，吻部前伸，双眼突出，工艺精美，造型生动。在南北相距数千千米的不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分别发现龙的形象，表明中华民族的龙崇拜至少已有五千年的文化渊源。当然，现在看到的龙的形象已经有别于中华先民心目中神圣的图腾，但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着生动的形象转换关系。龙头似牛、似猪、似熊、似虎，龙身似蛇、似鱼，龙爪又似禽、似鸟。这种形象的比较合理的文化学解释是：随着氏族、部落之间的相互融合，作为氏族标识的各种图腾也产生了拼合，飞禽、走兽、游鱼，各取其外形特点鲜明的部位，拼合而成一种综合性的、虚拟的动物——龙。从此，“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罗愿：《尔雅翼·释龙》）的遨游四极、俯瞰八荒的龙，便成为中华先民共同崇拜的全民族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