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记者/周存）近日，《地球尽头的尽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本书是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全新随笔集，收录了十六篇内容充实、见解独到的文化评论与自我思考。

　　作者弗兰岑认识到了我们曾以为坚固的世界结构的脆弱，持怀疑态度，诚恳地将自己的忧虑、疑惑、纷扰与悲观，以及缓解这些思绪的方法和盘托出：文学递给了他一把钥匙，指明了一条出路，让他在一切中发现意义。关注鸟类，去往加纳、埃及、新西兰、牙买加、秘鲁……去往地球尽头的尽头观鸟、写作，拯救所爱，竭尽所能潜入最微小的日常和事物里，才令人感到尚有可能过一种更人道、更幸福的生活。

　　同时，作者也呼吁我们：在动荡与恐惧面前，重视平凡的、微小的，荒谬的事物，努力觉察我们微小的人性，以及令我们愉悦的日常琐碎。

　　作者简介

　　乔纳森·弗兰岑，美国小说家、随笔作家。1959年生于伊利诺伊州，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被誉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出版有小说《纠正》《自由》《纯洁》，随笔集《如何独处》等。

　　媒体评价

　　柔软而可爱，细腻、优雅地传达深刻的见解。弗兰岑的随笔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逃离疯狂的方式。严肃、人性化的思考和写作，他梳理世界真相的想法，仍然有着启蒙的意义。——《卫报》

　　整本书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而作：“当世界似乎万劫不复时，我们如何在自己的行动中找到意义？”弗兰岑证明了自己能够应对随笔创作的挑战，书写一个广泛、重要、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主题。——《金融时报》

　　不论是对多年前在纽约当过一回年轻人的经历的反思，还是关于鸟类对我们生态系统存亡意义的思考，弗兰岑一如既往地富有洞察力。——《时代周刊》

　　部分章节内容

　　两年前，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律师给我寄了张七万八千美元的支票。这笔钱来自我姑父沃尔特，他六个月前去世了。我从来没想过沃尔特会给我钱，更别提指着这笔钱用了。因此我觉得，为了纪念沃尔特，我应该把这笔遗产用在特别的地方。

　　正巧，我那位相处多年的女友，一个土生土长的加州人，答应和我去度个长假。她母亲已经九十四岁高龄，而且短期记忆力下降，为了照顾她，她不得不搬回圣克鲁斯定居。为了感激我的体谅，她脑子一热告诉我：“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旅行，去世界上任何你一直想去的地方。”对此我的回答是（具体原因我也解释不清）：“南极洲？”她瞪大了双眼。我本应更仔细地观察她的反应，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为了让这位习惯了温暖气候的加州人更容易接受南极洲，我决定用沃尔特的钱预订最豪华的行程——为期三周的“《国家地理》杂志林德布拉德邮轮”探险之旅，前往南极洲、南乔治亚岛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我付了定金之后，只要我和加州女友聊起这个话题，总是会不自在地开玩笑，说起那里冷得要命的天气和南极海域汹涌的波涛，这些都是她自愿承受的。我不断安慰她说，一看到企鹅，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但到了支付尾款的时候，她却问我们能不能推迟一年再去。她母亲的状况不太稳定，她不想离家太远，万一有事来不及赶回去。

　　到了这个地步，我自己也略微有点不想去了，完全想不起当初为什么要提议去南极。“在它融化前去看一眼”这种想法，未免太令人沮丧且自相矛盾：为什么不干脆等它融化，让它自己从旅行目的地清单中消失算了？这片“第七大陆”过于遥远，开销昂贵，普通旅行者难以涉足，它这种勋章般的地位也让我不以为然。

　　诚然，南极能看到很多非凡的鸟类，除了企鹅，还有像白鞘嘴鸥和在全世界最南端繁殖的鸣禽南极鹨这样的奇特物种。但南极的鸟种总数相当少，而且我也已经接受无法看尽世上所有鸟类的事实。我能想到的去南极洲的最好理由，是“我和加州女友绝不会做这种事”。我俩早就明白，我们最理想的度假时间就是三天。我觉得如果我和她在海上共度三周，完全无处可逃，我们或许能发现自身的全新潜能。于是我同意推迟一年，自己也搬到了圣克鲁斯。后来加州女友的母亲摔了一跤，情况不容乐观，她更不放心让母亲一个人待着了。事已至此，我终于意识到我不应该再给她的生活添麻烦，便告诉她不用陪我去南极了。幸运的是，我的二哥汤姆刚刚退休，他是世上另一个我能想象与其在小船舱里共度三周的人，可以顶替我的女友。我把预订的大床房改成了双床房，还订购了保暖橡胶靴和一本图文并茂的南极野生动物指南。

　　但即便这样，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还是没有勇气开口承认自己要去南极了。我一直说的都是“看样子我是真的要去南极了”。汤姆说他很激动，但我却越来越感到不真实，也越来越没有那种期待的兴奋劲儿。或许是因为南极让我联想到死亡——全球变暖正让南极的生态面临死亡威胁，而我自己终将一死也意味着去得太晚就看不到南极了。但我开始分外珍惜和加州女友日常的生活节奏—早晨看见她的脸庞，晚上听见她探望母亲回来开车库门的声音。打包行李时，我感觉自己完全是因为钱都花了，才不得不去这一趟。

　　一九七六年八月，圣路易斯，一个凉爽的傍晚，我和父母在露台上吃晚饭。母亲起身去厨房接电话，很快叫我父亲去听。“是伊尔玛。”她说。伊尔玛是我姑姑，她和沃尔特住在特拉华州的多佛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因为我记得我也去了厨房，站在母亲身边。父亲打断了伊尔玛说的话，好像在生气似的，冲电话里大吼道：“伊尔玛，我的上帝啊，她死了吗？” 沃尔特和伊尔玛是我的教父教母，但我和他们并不熟。我母亲受不了伊尔玛—她坚称伊尔玛被她父母宠得太厉害，我父亲因此受了亏待。沃尔特是一名退役空军上校，后来当了高中辅导员，虽然他感觉上比伊尔玛可亲得多，但我对他的了解主要来自他自费出版的一本高尔夫球箴言录，《博大精深的高尔夫球》（Eclectic Golf）。他送了我们一本，我也读完了，但这完全是因为我什么书都读。我见得比较多的人，是沃尔特和伊尔玛的独生女盖尔。她是个高挑靓丽、热爱冒险的年轻姑娘，在密苏里州上大学期间经常过来看望我们。她前一年刚刚毕业，在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威廉斯堡找到了一份银匠学徒的活计。伊尔玛打电话是来告诉我们，去俄亥俄州听一场摇滚音乐会的路上，盖尔在大雨中独自开了一夜的车，她的车在西弗吉尼亚一条狭窄多弯的公路上失去了控制。那几个字伊尔玛显然说不出口，但我们知道，盖尔死了。

　　我当时十六岁，已经懂得死亡是什么。然而，或许是因为父母没有带我去出席葬礼，我并没有为盖尔哭泣或者悲伤。相反，我有种感觉，觉得她的死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的头脑—仿佛我对她的记忆网络被什么可怕的针头烧坏了，如今形成了一片虚无的空间，一片充满本质上的残酷真相的空间。这片空间太过险恶，头脑清醒时人绝不会进入，但我能感觉到它在那里，就在一条心理警戒线之后，那就是我可爱的表姐再也无法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