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激荡人心的三百年，有一个时代是春秋时代，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书《春秋时代的“文学革命”》，以城邦社会的政治建构、私学兴起的知识转型、新人文主义的思想话语为背景，全面描述了“变风变雅”的精神转向，“春秋笔法”的艺术超越和“兴于诗”的理论突破的历史风貌。通过对《周易》《诗经》《尚书》《左传》《论语》等经典文本的深层结构分析，展示了春秋文学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向世俗生活的全面书写，从“半人半神”的英雄崇拜到君子人格的精神塑造，从庄严夸饰的艺术追求到自然写实的审美表现的演化过程，为理解早期中国文学的历史高度和文化气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只有理解了春秋气象，才能理解从容恢宏的圣人气象。圣人气象是春秋气象的集中代表，自由而充实的思想流派，风雅而健朗的人格风范，鲜活而生动的艺术精神，使春秋时代成为滋养中华文化沃土的源头活水。
作者简介
傅道彬，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出版《“六经”文学论》《诗可以观》《晚唐钟声》《一个被思想照亮的夜晚》等十余种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复旦学报》《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精彩书摘
导 论（节选）
春秋时代是因为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而得名的，以一部书命名一个时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
以《春秋》而得名的这一时代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表现着强烈的文化色彩。春秋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激荡人心的三百年，有一个时代是春秋时代，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这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时代，但却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时代。伴随着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充满生机。春秋士人或效命于战场，或奔走于列国，他们可以敲击着古老的编钟而赋诗断章、文采斐然，也可以驾驶着战车而披坚执锐、豪气凛然，由此开启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
在马克思笔下，古希腊精神表现出“异常的客观的素朴性”，而没有后来一切形而上学的雕琢扭曲和遮遮掩掩，更指向人格的透明和自然。与马克思“希腊人将永远是我们的老师”的主张相呼应，恩格斯也提出了“希腊的古代”的思想。“希腊的古代”不是回到历史，而是激活历史，“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对欧洲的思想和文化复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尼采一生都行进在朝拜古希腊的路上：“古希腊是尼采心中的圣地，他一辈子走在这条朝圣的路上。这些希腊人，如此健康、美丽、坚强、快乐，天空像一口蔚蓝的钟，他们成天生活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户外，生活在竞技场上、露天剧场里、节庆会场上。对于他们，生命真是一脉欢乐的源泉。”
与古希腊精神相比，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一个“春秋人”和“春秋的古代”的问题。“春秋人”的精神指向是“君子人格”和“圣人气象”，这种人格精神建立在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背景下，呈现出仁者的悲悯襟怀和智者的诗书风雅，这种人格指向是对粗野鄙俗的世俗人格的超越，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追求。
但是许久以来，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被人们误读了，因此理解春秋精神必须走出理解的误区。认识春秋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两个误区：
第一，是从政治上把春秋当作一个乱世来描绘。孟子已把春秋时代描写成“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混乱局面。汉代的经学家们更认为这是一个“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世界。站在经学的立场上看，春秋时代是不足取的，因为经学家们普遍怀念一个西周盛世，而这种思想的影响相当深远，连那些近现代史上激烈的经学反对者，在理论上他们可以和经学家们水火不容，但一写到春秋其口吻又是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笔下春秋时代依然是周文疲弊、王纲失坠、礼崩乐坏、政治失序的一幅黑暗图画。其实，假如没有王纲解纽，假如春秋诸国依然小心翼翼地侍奉一个西周王朝，春秋时代怎么能有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更何况春秋诸邦脱离周代王权其实质并不是地方政权脱离中央政权，而是城邑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城邦自立，又恰恰是这种自立促成了思想的自立，也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邦文化。如果我们不是以经学的眼光看待春秋文化，这种变革正是新文化新思想展露生机的时代。
第二，人们习惯上把春秋战国连在一起表述，一些历史著作常常把春秋战国作为一种形态的文化进行研究。其实春秋自春秋，战国自战国，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貌。这一点顾炎武早就意识到了。他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
春秋时代尚有礼乐文明的风流余绪，尊礼重信，重大义、重然诺的君子人格屡屡见于史书。春秋虽已城邦自立，但对城邑联邦盟主的周王朝至少还有一丝名义上的礼貌；国际交往间还有大家相互遵守的公约，行人间往来赋诗，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有士大夫的文雅风采；春秋人对祖先对神灵，还心存几分虔敬。而降至战国，风气骤变，呈现出一片刀光剑影急功近利的面貌，各诸侯国已完成了从城邦到军事帝国的转变，已彻底走出城邦文明的范畴，不再讲尊王，不再讲礼信，列国间不再讲赴告策书，其思想主流不再是老子的智者风范，不再是孔子的圣人气象，而只是法家的冷峻急切和纵横家的博辩辞章。以孔子和孟子论，孔子有一种从容祥和、睿智通达的歌者风范，相比之下孟子多少有些急切，多少有些面部表情紧张。
宋代理学家常常倡导“圣人气象”：
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是熟玩圣人气象，不可止于名上理会。如是，只是讲论文字。
圣人气象的实质就是春秋气象，因为我们不能脱离春秋时代的背景理解孔子和他代表的文化风韵。“圣人气象”是在春秋时代的文化土壤上诞生的，尽管孔子本人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时时表现出一种悲怆和忧患，但离开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也无从理解孔子的文化精神。只有理解了春秋气象，才能理解从容恢宏的圣人气象。圣人气象是春秋气象的集中代表，自由而充实的思想流派，风雅而健朗的人格风范，鲜活而生动的艺术精神，使春秋时代成为滋养中华文化沃土的源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