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人民出版社“何以中国”书系推出力作《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该书整合日本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突破“唐宋变革论”，超越“征服王朝论”，呈现理解唐朝的新视角。

　　《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以广阔的东欧亚世界为舞台，全面介绍世界性帝国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起于隋末的唐朝，在十数年间陆续平定群雄割据，并攻灭东突厥，唐朝皇帝被尊为“天可汗”，建立起统治农耕、游牧、绿洲等文明，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帝国。此后不断扩展，臻于至盛，至“安史之乱”急转直下，开始走上漫长的转型之路。

　　作者森部丰教授专攻粟特人研究，在现有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他从粟特人的迁徙、定居、建立势力，参与并融入唐朝政治军事活动着手，剖析了唐朝不同于既往朝代，能够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侧面，以及伴随体制变迁经历的历史性转型，展现出一幅全新的唐代历史面貌。

　　作者简介

　　〔日〕森部丰，1967年生于爱知县，专攻唐五代史、东欧亚史。现为关西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海外会员。

　　译者简介

　　马云超，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日关系史、东亚海域交流史。

　　内容试读

“贞观之治”与明君太宗的真相

　　李世民将玄武门之变中追随自己的功臣安排在政权的中枢位置，基础得以巩固后才继承皇位，庙号太宗（626~649年在位）。他或许还是感到内疚，所以避开宫城正殿的太极殿，选择在东宫的显德殿即位。早在秦王时期，太宗就设置包括后来成为宰相的房玄龄、杜如晦等“秦府十八学士”作为顾问。成为皇帝后，他还遴选南朝系统的文学之士作为弘文馆学士，令他们轮流值宿，在政务闲暇时进入内殿，一同探讨古代圣人的言行以及政务的善恶优劣。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后第二年的正月，太宗改元“贞观”（627~649）。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开端。

　　太宗的治世持续了二十三年，而世间所说“贞观之治”是从最后的抵抗势力梁师都被平定，国内重新迎来和平时代算起的（628年）。从那以后，唐朝可以说真正开始统治中国。

　　关于贞观初年的情况，《新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当年（630），一斗米是四到五钱（一枚‘开元通宝’是一钱），家家户户不用锁门，牛马数量日益增长，旅客不必自己携带粮食。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下，一年间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在治世的第四年就出现这样的盛况，史料上的记载或许有些夸张。但太宗的治世中确实存在过这样的情况，这对于形成“贞观之治”印象的作用是无法否定的。

　　太宗之所以被称为明君，不只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太平盛世，也是因为他善于用人，能够听取臣下的劝谏，其间的代表就是魏徵。魏徵原本跟随隋末群雄之一的李密，降唐后又辅佐李建成。当时，魏微曾向李建成进言“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太宗召来魏徵问道：“你为何要挑拨我们兄弟？”魏徵回答：“若皇太子早听我言，必不会有今日之祸。”经过这番问答，太宗开始重视魏徵的才能，不断提拔他。

　　归附太宗后，魏徵的直谏多达二百余次。对于其他臣下的谏言和意见，太宗也都能虚心听取。拥有坦率进言的臣子，施行光明磊落的政治，这是太宗的特点，也是他成为明君的原因。作为此前中国王朝中从未有过的全新风格的皇帝，太宗经常会与臣下进行政治问答，其间的内容在玄宗时期得到整理，那就是《贞观政要》。

　　太宗虚心听取臣下意见的态度称为“兼听”，这是贯穿《贞观政要》的主题。“兼听”是作为隋炀帝不听意见，导致国家灭亡的反题（Antithesis）而出现的，可以理解为创造出与“昏君炀帝”截然相反的“明君太宗”的形象。实际上，太宗的兼听也有表演性质的一面。贞观中期，魏徵曾对太宗说：“陛下在贞观之初鼓励臣下谏言，并且能高兴地接受。如今却不同了，虽然努力想要听从谏言，但还是会面露不悦。”在唐史学者的概说中，太宗即便如此仍能自我反省，依然称得上是大器，不过也有学者作出辛辣的评价：“太宗是带着几分自卑的知识分子型的君主。”(三田村泰助，1963年)

——摘自《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第一章 朝着东欧亚帝国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