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是什么？比较文学究竟比较什么？比较文学的单位是什么？是语言群体、种族、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社会”，还是文学本身？文学如何进行比较？……

　　带着这些疑问，不妨读一读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书《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书中涉及的内容包括古老的过去和当下的文学，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乌尔的舒尔吉到古罗马的奥维德和阿普列尤斯，到日本平安时代的紫式部和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到20世纪的詹姆斯·乔伊斯、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胡适、林语堂以及当代的全球作家，从比较的视角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说，让读者对这些经典有了全新认识。

　　作者简介

　　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美国知名比较文学学者。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鲍姆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系主任。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埋藏之书：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消失与重现》《什么是世界文学？》《如何阅读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等；主编的世界文学教材和原典选读有《朗文世界文学选集》《朗文英国文学选集》《普林斯顿比较文学文库》《劳特里奇比较文学论文集》等。同时担任多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主编或编委。他曾在五十个国家做过文学演讲，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一位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译者简介

　　陈永国，文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1990—1991）；美国杜克大学英语系富布赖特学者（1994—1995），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学者（2008）；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教授（2010—2013）；哈佛燕京学社合作研究员（2012）。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世界文学、西方文论、西方翻译理论和世界文明史。已出版学术专著《文化互文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理论的逃逸》等九部、诗集五部、译著五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内容试读

进入福柯

　　仅就比较文学学科远离美国文化而言，1960年代兴起的激进主义浪潮对于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对比之下，英文系和法文系以及新兴的妇女研究和族裔研究却与其政治性较为契合。70年代末形势急剧变化。1975年第一个学期作为法文客座教授来伯克利讲学的米歇尔・福柯在美国几乎默默无闻，来听讲座的人也寥寥无几。但到了1980年，他就成了名人，容纳两千人的讲堂座无虚席。那年秋天，伯克利学生报刊登了一篇采访，采访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位道德家，我相信我们的任务之一，人类生存的意义之一——人类自由之源——就是永远不要把任何事物看作确定的、不可触摸的、明显的或固定不动的。对我们来说，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应该允许成为我们确定的、非人的法则。”至此，弗莱都会点头称是的，但福柯继续说：“我们必须站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力——不仅是狭义上的权力，政府权力或一个又一个社会组织的权力：这些只不过是权力集中的特殊形式。”

　　始终不渝地赞赏福柯的第一位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学者是爱德华・赛义德。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强烈抨击去政治化的文学和知识生活，从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理论兼收并蓄，包括从维柯到马克思、从奥尔巴赫到葛兰西到福柯等一系列思想家。然而，就其与巴勒斯坦斗争和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紧密认同而言，赛义德并非一开始就是对抗性批评家。1935年，他生于开罗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小康之家，并在开罗接受了英国殖民体制的教育，比如在学校不准讲阿拉伯语；在家里，家人之间交替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赛义德逐渐喜欢上了英国和法国文学，与年轻时在上海的林语堂一样，他对欧洲文学的了解多于对本国文学的了解。他终生致力于英国和法国作家的研究，从乔纳森・斯威夫特到奥斯丁、康拉德和普鲁斯特。1995年他在纽约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他的学术会议上说：“我毕竟是经典作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赛义德父亲生活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赛义德16岁时，父亲送他到麻省北野山高中，一所精英住宿学校，其校歌恰好是威廉・布莱克《耶路撒冷》一诗中描写的一个场景。高中期间，赛义德学会了弹钢琴，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去普林斯顿学英文，与新批评家R.P.布莱克穆尔过往甚密。他去哈佛攻读英文博士学位，写了论康拉德的博士论文。196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任教，四十年如一日，直至2003年逝世。

　　哥伦比亚英文系欢迎参与社会活动的学者。一个主导性人物是利奥奈尔・特里林，其大量著作是关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一如他的前学生斯蒂芬・马尔库斯。二人都参与了《党派评论》的编撰，当时是纽约知识分子的主要刊物。然而，特里林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思想表达而非行动。如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尔所写：“他厌倦了激进主义和承诺，勇敢地表达一种世俗和精明的犹豫。”教师们可以争论种族和族裔问题，但争论者本身大可不必是族人。他逝世后，狄安娜・特里林为他写了一篇回顾性文章，文中说，“在相貌和名字上”，她丈夫应当是系里第一个被雇用的犹太职员，而如果他以外祖父的名字“以色列”命名的话，他也许拿不到这份工作。20年后，A.巴特莱特・贾马蒂就由于不叫安吉罗・B.贾马蒂而顺利被耶鲁录取，而哥伦比亚大学雇用了康拉德研究专家爱德华・W.赛义德，但不可能冒险录用巴勒斯坦激进活动家E.瓦笛・赛义德。

　　康拉德始终是赛义德研究的核心，但由博士论文延伸出来的著作《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1966）却是关于心理学的研究，与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相吻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宗主国”等术语没有在索引里出现。赛义德深切关注的是康拉德的外来性与英国小说之间的张力，在对“康拉德意识的现象学探讨中”聚焦于“康拉德精神生活中的困境”。

　　赛义德在第二部书中从文学史转向了文学理论（《开端：意图与方法》，1975），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转折时期。期间，人们生活的特定环境和传统继承、他们的“依附”，都似乎瓦解了，作家们不断构建自己新的社会和文化依附关系。该书的焦点依然是文学和哲学而非政治，探讨了维柯、狄更斯、尼采、霍普金斯、弗洛伊德、康拉德和普鲁斯特的创始性策略，其基础理论来自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庞大阵营。赛义德运用福柯关于后启蒙运动中知识转型的思想来论证现代思想家打破既有思维方式的必要性，但《开端》强调的是对权威的挑战而非进行公开的政治批判。前言中，赛义德提出了弗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支持的一种自觉批评——“如果批评需要一种特别迫切的表白，”他说，“那就是经常反复经历的开端和再开端，其力量不是产生权威也不是促进正统，而是激发自觉的情境性活动，即目标为非压制性交流的活动。”

　　《开端》是一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交集的著作，与一些叙事学著作相近，如弗兰克・克默德的《一个结局的意义》（1967），或彼得・布鲁克斯的《情节阅读：叙事中的设计与意图》（1984）。然而，与克默德和布鲁克斯相对照，赛义德表明作家们如何在开始时就扰乱叙事的设计和意图，而约翰・霍普金斯的杂志《变音符》用一整期的篇幅讨论《开端》与解构主义的关系。J.希利斯・米勒强调指出该书与德・曼提出的悖论的相近性，而另外两位撰稿人则认为赛义德对解构主义洞见的理解并不足够。只有一位作者，海登・怀特看出该书是一部政治寓言（《作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19）。

　　该刊同期还刊登了长篇而具有启发意义的访谈。在访谈中，赛义德谈到其政治维度，说在《开端》中，“我是在检验人们是如何从思辨开始而最终沦为某种世俗行为的”，但他也提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书中是非常隐蔽的”（《访谈》，39）。尽管他对无休止的悖论读解表示了不耐烦，但他的确自觉地站在了由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奥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鲁姆组成的“耶鲁学派”一边。有趣的是，他单独表扬了布鲁姆。“不管其政治信仰是什么，”他说，“他击中了我认为绝对真实的东西——人的活动，作品的生产，并不、也不能在他诗歌中没有讨论的那种权力关系的情况下发生。人不仅仅在写作：写作时，人与其他作家、其他作品、其他活动或其他对象是相对峙或相反对的。”

　　这次访谈使我们窥见了一个理智的人的一次迷人的转折。由于生长在开罗，偶尔去去耶路撒冷，全家去黎巴嫩度假，16岁后，赛义德就一直在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斗争似乎随着他追求学业、开始职业生涯而越来越疏远了。然而，那部论康拉德的书发表一年后，1967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唤醒了他，使他直接参与了政治行动，即便作为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在1976年的一次采访中，赛义德谈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困难的关口”。他对采访者说：

　　我在大学里过着一种毫无争议的生活，其中大量的工作都是既定渠道所要求的。那是某种教育的功能，某种社会背景的表象。然而，我还过着另一种生活，那是其他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不予言说的。……我的整个背景在中东，我惯常的有时拖延的访问，我的政治参与：所有这些都存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盒子里，我作为文学批评家、教授等从那里脱颖而出。现在，第二种，也就是较以前的一种生活在严重地侵蚀着另一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关头。

　　要目睹他那些分离的自我从不同的盒子里跳将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赛义德抓住了混乱时局给他的机会。他对采访者说：“在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联系，在一个世界里我开始利用我自己的著作。”他在《东方学》中描述了这种研究，当时他正在完成这部著作。在该书结尾，他说：

　　我感到自己在一个很有趣的位置上写作。我是一位回击东方主义者的东方人，这些东方主义者长期以来靠我们的沉默兴旺发达。我仿佛也在给他们写，拆毁其学科的结构，展示其元历史的、制度的、反经验的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最后，我感到自己是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为同胞和同人而写。

　　既为同胞也为同人而写，赛义德在设法把两种读众和两个自我聚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