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书《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演说，是现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而这声音的背后，有人、有文、有思想、有时代。相较于文字，声音更易于消失于历史的深处，但那些留存下来的珍贵演讲，那些关于演讲氛围的生动描摹，那些对于演讲现场的光影留念，都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有声”的现代中国。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20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而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与诉求，更与整个时代的风尚与精神相契合。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过钩稽“演说”的变化，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也借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

　　正如作者陈平原教授所言：“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本书亦希望借助那些隐匿于寂静深处的“演说”，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

　　作者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三十余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近期出版的随笔集包括《故乡潮州》《大圣遗音》《读书是件好玩的事》《怀想中大》《花开叶落中文系》等。

　　内容试读：

　　关于演说的定义、功能、分类，这些技术性分析，更多属于学院派的“纸上谈兵”；有经验的演说家，会根据现场氛围以及主客关系随机应变。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学”，容易达成的是基本训练，比如声音、姿态、表情、手势等；至于思想、立场、学养、修辞，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演说确实有技巧的一面，但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绝不能限于技巧，必须把“无边的国事”带进来，这文章才可能做深、做细、做大。

　　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演说”对于改良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十年后，《图画日报》以图文并茂形式表彰“上海社会之现象”，则便是《演说家》：“自欧化东渐，人民知西人演说之举，易开通知识，灌输文明，于是皆开会演说。初惟绅学界有之，近则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恒有请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为独开风气之先，此举更盛。因图之以征社会之进化，并作赞曰：……”。又过了二十多年，余楠秋撰《演说学概要》，照样呼应梁启超这一思路：“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不识字，不能读书，然而他们的耳朵，是可以听的；吾人如果想要引这大多数的中国人，入到正轨，非先说服他们不可。”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这就说到，在接受信息、传递知识、培育思想方面，眼睛与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时代，即便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都愿意倾听——假如演说很有质量的话。

　　这里所说的演说的“质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内容。所谓“振聋发聩”，指的不是音质、音高或音量。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更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有感于此，我才会在章的结尾写下这么一句：“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