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诗的意志溃败于政治的狂热。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随即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人士展开迫害，活跃在德国政治、文化舞台的作家和艺术家首当其冲，在纳粹当政初期的短短一个月内，这些作家、艺术家或遭监禁、枪决，或被迫逃离德国。
随着纳粹逐渐掌控政权，德国社会开始走向混乱，充斥着暴力、破坏和恐怖主义，魏玛时代的浪漫主义一去不复返。在这场巨变中，极端民族主义崭露头角，成为德国主流之声，从政府到普通民众，趋向保守与狂热，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则彻底失去了话语权。
本书以切近的视角和细腻的叙述，记录从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每一天里发生的迫害和逃亡，描述了托马斯·曼、埃尔泽·拉斯克-许勒、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里卡尔达·胡赫、乔治·格罗兹、亨利希·曼等魏玛时代多位文化巨匠的遭遇。这短短一个多月成为德国文学的冬天，也是全世界寒夜的序幕。
作者简介
[德]乌维·维特施托克（Uwe Wittstock） 著
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曾在《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日报》《焦点》杂志等媒体担任文学编辑，曾获得特奥多尔·沃尔夫新闻奖，著有《剃掉胡子的马克思》《现代性之后：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论文》《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生活的故事》等书。
陈早 译
陈早，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内容试读
例 会
2月6日，星期一
亨利希·曼现在住在法萨恩大街61号，柏林西部一幢豪华的高档公寓楼。奈莉和他12月搬了进来，这是他们同居的第一套房子。他们对公寓的大部分进行了重新布置，很多东西感觉新鲜，甚至有点陌生。他们想长久地定居在这里，新地址就是他们生活新阶段的背景。
前几年，亨利希不太平静，与妻子米米的分手一波三折。报纸肆无忌惮地拿他与特露德·黑斯特贝格的婚外情取乐，这当然让局面更加不堪。第一批流言蜚语刚浮出水面时，米米恼羞成怒地从慕尼黑赶到柏林，在酒店里向她的情敌发动进攻。之后，她继续用电话和信件纠缠了亨利希好几个星期，时而愤怒，时而绝望。可最终，她还是阻止不了离婚。他们的婚姻充其量只是相互迁就，何况她自己也有绯闻。尤其是和招蜂引蝶的恩斯特·乌德特的那一段，他靠特技飞行表演走遍全德国时，经常会给米米发亲昵的消息，告诉她自己现在停留在哪个城市、哪家酒店。
在膳宿公寓或酒店生活了几年之后，亨利希·曼现在想重新让自己安定下来。并非顾及所谓的上层社会，他向来喜欢和他们作对——épater le bourgeois（让中产人士震惊）。可如今，他已年过花甲，开始觉察到年龄的重力。他在大众心中日渐消退的知名度因《蓝天使》的世界性成功而重焕生机。他在文学界的声望当然也纹丝未动。可老实说，他不得不承认，近几年的书差强人意。他那两部名震天下的伟大小说，《垃圾教授》和《臣仆》，不过是当年之勇。他不甘心这种状态，终究还是想再全力拼一次，专注于文学创作。
另外，他在两年前被普鲁士艺术学院的作家同行们选为文学系的主席。在国内政治氛围紧张的情况下，这几乎就是一个需要稳定的生活节奏的政治职务。动荡的气氛吓不倒他，相反，他偏偏要参与时代辩论，这是他作为作家的秉性。帝国的市侩气和狭隘的军国主义让他痛苦不堪，现在他丝毫不想掩饰自己对共和国和民主的热情。通过撰写报纸文章或在公开呼吁书及宣言上签字，他比弟弟更积极地宣传，德国最终应更坚定地以西方为榜样，或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导向。他热爱法国，精通法语，甚至用法语为法国报纸写作，并像库登霍夫-卡莱基一样，构想出了欧洲国家联盟的宏图。这不足为奇，多年来他一直是右派和顽固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但是，纳粹丧心病狂地迫害他，也许另有原因。
1931年，亨利希·曼和他的朋友、作家威廉·赫尔佐格提请在普鲁士内政部密谈，并受到了国务卿威廉·阿贝格的接待。阿贝格是个名人，自由党派，也是不受欢迎的魏玛共和国的捍卫者，是那种典型的戴夹鼻眼镜、蓄着精致胡须的无可指摘的国家公仆。深谋远虑、精力旺盛的他，把普鲁士警察发展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几乎就是军事武装部队。两人之所以想找他谈话，正是因为他负责警方事务。希特勒曾在一次演讲中恬不知耻地宣布，虽然他要通过法律手段上台，但事后他将设立最高法院，与他的反对者算账，让他们“人头落地”。这让两位作家警觉起来。
曼和赫尔佐格恳请阿贝格，绝不要容忍这种嘲弄所有民主法律的威胁。他们希望共和国动用一切法治手段强硬反击。他们还提出详细建议，说明普鲁士的武装警察应如何对付纳粹暴徒，结束街头恐怖。
阿贝格耐心地听着客人的话，最后请他们把建议口述给他的秘书，据威廉·赫尔佐格回忆，她是个上了点年纪、满头金发的德国甘泪卿。然而，阿贝格和两位作家都没有料到，这位金发碧眼的甘泪卿当时是鲁道夫·迪尔斯的女朋友，后者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公务员，领导着打击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部门，而且私下里与戈林联系密切。迪尔斯知道，若要在事业上有所发展，他就需要戈林，因此，部里发生的一切他都会主动上报给戈林，尤其是在警方主管阿贝格办公室中的反纳粹讨论和计划。作为犒赏，戈林一周前刚刚宣誓就任部长，就立即把迪尔斯升为内政部普鲁士政治警察的负责人。
纳粹对亨利希·曼的恨意与日俱增，监视行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前不久，他的弟弟托马斯路过柏林时，两人彼此坦白说，他们所承受的政治攻击超过了他们能够容忍的程度。亨利希·曼竟然还阴差阳错地有了个保镖，为他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威胁。这位守护天使也叫亨利希·曼，是个退休的保险职员和教会歌手。他的地址和号码都在柏林的电话簿上，因此收到了无数本来是针对作家亨利希·曼的侮辱性电话和信件。泼在他身上的极端敌意自然让重名者大为惊骇，但他很勇敢，继续扮演着避雷针的角色。
亨利希·曼今天下午很晚才去学院。有两个会议正等着他这位文学系主任。然而，在希特勒已手握总理府命脉的此刻，他们要讨论的话题琐碎得难以置信，而且脱离现实。无非是例行公事罢了。亨利希·曼对此无能为力。即使身为主任，他也不能在学院随心所欲，不能即兴发布抗议声明。以他对民主游戏规则的理解，他必须执行大多数人的决定。这却使得学院异常迟钝。
本也如此。学院已经成立200多年了，这个令人敬畏、享有盛誉的机构，更多活在历史中而不是当下。但文学系1926年才成立，距今刚刚6年整，是魏玛共和国真正的孩子，亨利希·曼因此认为，它也应该为共和国效力。然而，即使是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也要费尽周章，才能在成员之间达成一致。
新系部是否要为民族知识分子发声？公众往往如此理解，因此总会满心怀疑地打量它、批判它、反对它。其内部却始终矛盾重重。这始于一桩丑闻。抒情诗人、戏剧家阿尔诺·霍尔茨是个计较的刺头，被任命为新系部仅有五人的小型创始委员会成员，让他受宠若惊。随后他读了规章，在一份报告中逐字逐句地吹毛求疵。的确，这部学院的宪法充满设计缺陷，因为它不够果断，未能脱离普鲁士的旧封建结构。与人们所期待的新共和制相反，成员们工作时并非真正自主。虽然学院可以任命院长和各系主任，但任何选举都与其他决定一样，必须得到普鲁士文化部部长的批准，作为学监，部长要在政治上负责。
新的文学系成分上也不清不楚。学院虽然自称“普鲁士”，却有根本不在普鲁士生活的作家，比如托马斯·曼，他来自吕贝克，住在慕尼黑。国内其实需要一个德国学院，这也是开设新系部的原因和目的。但仅从法律上看，普鲁士就没有资格为全德国创建机构。说得更荒唐一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只有那些住在柏林及其近郊，因此很容易被召集到一起开会的成员才有投票权。其他所有人只能在全体会议上发发言。换言之，这个名义上的普鲁士学院，希望被视作德国学院，却像柏林学院一样运作。
在彼此信任、公平相处的成员之间，这种显然没意义的事当然可以不了了之。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曼也正是这样委婉地向求全责备的阿尔诺·霍尔茨做出了解释，他向霍尔茨保证，规章执行得非常宽松，除了霍尔茨，再没有哪个成员读过，更不会按章程办事。然而，在艺术、音乐等其他系部可能的事，在作家这里行不通，他们一开始就形成两个集团，分歧非但没有随时间的推移减弱，反倒愈来愈深，而且还掺杂了意识形态上的怨恨。
没完没了的争吵围绕着不断变化的概念，最终却总能归结为同一个问题：系部的任务是什么？抵制新的、现代的文学潮流，还是帮助它们取得突破？支持那些代表德意志专属的、超越时代价值的诗歌，还是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世界通行、以欧洲眼光重新定义国内传统的文学？一个阵营抵制来自国外的廉价娱乐，以防图书市场和剧院剧目因之过度异化；另一个阵营则警告说，要谨防退缩为思想上的地方主义。一个批评大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柏林—的文学生活是“为经营而经营”；另一个则抨击“彻底乡土之地”的自满和狭隘。一个视诗人为先知或牧师，用作品赋予民族内在凝聚力和身份认同；另一个则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在一个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他无法再承担促成统一的功能，而是要充当精神上独立、只对自己负责的批评家。
瞎子都看得出，在这些关于艺术自我理解的争议背后，自然也存在有政治上的信念。右派对左派，反民主派对共和派，民族主义者对国际主义者，神话的崇拜者对启蒙的追随者。一个抨击“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个则抨击“文化反动”。然而，文学系最棒的地方也正在于这里对意识形态的对立进行了不妥协的争论。也许，正是这种郁结的无休止的冲突，使该系部果真成了这个国家的某种映射：分裂民众的罅隙也使作家们两极分化。
两年前，纷争升级。民族主义保守派出人意料地强推出一套新议事规程，却立即被对手通过颇有些可疑的法律鉴定废除了。随后，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尔、埃米尔·施特劳斯和威廉·舍费尔在抗议中辞职，报纸称这是左翼作者的胜利。学院内部的合作现在更和谐了，文学系却更容易受到右翼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攻击。
下午6点左右，曼到达巴黎广场。这是个不友好的冬季雨夜，但至少，前几天无情的严寒已经回暖。学院夹在占地广阔的阿德隆酒店和宏伟的弗兰格尔宫外墙之间。但它也不差。学院楼矗立在市内最著名的广场上，曾经属于冯·阿尼姆内务大臣的家族。大臣的儿子，诗人阿希姆·冯·阿尼姆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如今，房子已被彻底翻修，但仍保留了它威严的贵族气质。曼从台阶极其宽敞的侧门进入，穿过前廊，爬上主楼梯，来到上层门厅和会议室。
文学系的34名成员中来了5人，还有亚历山大·阿默斯多佛，作为学院秘书长，他总有点像是监视者。亨利希·曼不怎么失望，他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超过5人参会的情况极其罕见。但他还是有点吃惊—面对上周的政治地震，成员们应该想见见同事，也许还能达成一些共识，可他们竟仍然无动于衷。
寥寥几人在太过空旷的会议室落座后，话题很快就被勾了出来。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抗议书。他亲自宣读，但建议不要发表。抗议书涉及一个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核心的问题，一个从未被系部真正掌控的问题：最近，评论家保罗·费希特尔出版了一部题为《德意志之诗》的文学史。这本大部头被一个出版组织低价大量推销给读者。书里的反犹和民族主义倾向过于明显，学院觉得有必要对它提出警告。诸如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史蒂芬·茨威格或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等最重要、最畅销的犹太作家，根本没在书中出现，恩斯特·托勒、卡尔·施特恩海姆或雅各布·瓦塞尔曼等其他人只是被很不屑地草草提及。但在抗议书初稿中，这部书所占比重太大，好像学院想赞颂而不是批评它。戈特弗里德·贝恩随后又写了一个版本，从非常高的格局批判了普遍的反动文化倾向，而不仅仅是针对费希特尔一个人。但文本的某些段落听起来过于复杂、文雅，学院因此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再改一次。
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系会议，从左至右：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托马斯·曼、里卡尔达·胡赫、伯恩哈德·凯勒曼、赫尔曼·斯特尔、阿尔弗雷德·蒙伯特、爱德华·斯图肯，1929年11月
这是棘手的请求，因为贝恩是个有着精英主义自信且高度敏感之人，自己写的文章竟然需要修改，这种事他无法谅解。结果，今天的会他根本就没出现。德布林尽职尽责地澄清了贝恩草稿中的晦涩之处—可此时，政治已经完全变天了，几天前还只是文化政治声明的东西，现在必然会被理解为对帝国新总理的正面攻击。所以，德布林只能对自己所写的抗议书提出警告，他也赢得了同事的普遍赞同。学院不得不承认，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最后几周里，讨论一本劣质书的声明确实是浪费时间，现在声明写完了，却根本不敢发表。
后来，当亨利希·曼坐下来给慕尼黑的弟弟写信说明系部决议时，一切都让他尴尬至极，对那份被悄悄埋葬的声明，他只是一笔带过。相反，他细述了当晚的第二场会议—与普鲁士文化部协商一个新文学奖。关于评委团成员组成，会上争论不休。
但他在信中最关心的根本不是学院的事，而是自由言论大会，主办者问都没问，就把他列入组织者。“整件事都是无耻的滥用，”他在信中警告弟弟说，他也被卷了进来，“会议流程中，你‘可能’要做开幕演讲。”他迫切要求他不要参加活动，因为它注定失败：“还能发生的最有利的事就是会议禁令。但也许，他们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表明我们今天的抗议多么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