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当代中国出版社与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县中：中国县域教育田野透视》，这是一部关于县域教育的田野调查力作。
作者依托从调研中获得的一线案例，以整体视野展现了当下中国县域教育的现状：从宏观层面的县域教育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县域教育体系的构成与运行，到微观层面的家校关系与学校管理、教师流动与学生成长等。作者重点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县中振兴的独到方案，回应了县域教育为谁发展、如何发展这一重要问题。
关于“县中衰弱”，本书没有停留在展现问题上，而是进一步从学理上深入分析了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为解决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
作者杨华认为，县级财政投入不足并非县中衰弱的首要原因，否则不能解释在县级财政薄弱条件下县中有过辉煌的历史，而现在衰败了，也不能解释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县中较中西部地区的县中衰弱更普遍、更严重。而“城市化”只是“倒果为因”的解释，正是因为县中衰弱才使得大量优秀师资流出县域。杨华从“县域平均教育质量定律”这一学理理论出发，揭示了少有人注意到的事实：在平均教育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尖子生、优等生、中等生、后进生等各类学生的比例是一定的。无论是“超级中学”还是县中，都很难将优等生培养成尖子生。“超级中学”“掐”走尖子生导致县中生源结构被破坏，才是县中衰弱的根本原因。
本书语言平实、贴近读者，案例典型、发人深省。教育公平、高考制度、“双减”政策、校园霸凌、青少年抑郁等牵动亿万人心的焦点话题，书中均有涉及并予以深度讨论，其中不乏充满勇气的见解和分析。
作者简介：
杨华，湖南郴州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在全国近20个省市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500天。在《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经济学家》《读书》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著有《陌生的熟人》《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县乡的孩子们》（与雷望红合著）等。
内容试读：
县中衰弱导致全民教育焦虑（部分）
学校学位、升学指标是稀缺资源，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中考竞争最好是以乡镇为层级、以乡校为载体，高考竞争最好是以县域为层级、以县中为载体。教育竞争的范围越小，竞争压力越小，教育焦虑越轻。全民焦虑源于县中衰弱，而县中衰弱的直接原因是“超级中学”“掐尖”。
一、为什么中国会陷入全民教育焦虑？
最近十几年中国已经陷入了全民教育焦虑。年轻一辈从怀孕之前就焦虑小孩出生后怎么教育，到处在新媒体上找胎教指南。小孩出生后早教班就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上幼儿园开始择校。一些幼儿园择校还考察小孩的各方面能力和家庭背景。武汉市最严重，有些小学开始就分“火箭班”与非“火箭班”，急得家长对小孩的学习从一年级起就不能懈怠，稍想到三四年级后才管已经来不及了。进不了“火箭班”就没有进重点初中、高中以及这些初高中的重点班的希望，进不了重点班就难考上好大学，甚至初中就被普职分流了。“双减”之后课外补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隐蔽了：要么家长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么有条件的家庭单独或几家合起来请家教。某县教育局副局长都请了有经验的教师为自己及学校领导的几个小孩“开小灶”，不是因为他反对“双减”政策，而是不放心自己在全年级成绩排名前八的小孩。教育竞争普遍从过去的高中学段下移到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学段，因精神压力过大，初、高中抑郁的学生有增多的趋势。
那么，全民教育焦虑从何而来？
网民火力比较集中的是说高考制度制造了焦虑。当前教育竞争、择校竞争最终围绕的都是高考，而21世纪以来，高考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每次改革都会制造新的矛盾、问题和焦虑，因而社会对高考制度及其改革的批判比较多。高考改革在没有经过任何政策辩论的情况下，从过去的“3+2”到“3+文综或理综”，再到“3+3”“3+1+2”，选课和考试制度愈加复杂，老师、学生、家长都看不懂，还要向“专业”人士请教，对县域高中和学生尤为不利。高考怎么改都是要考，无论怎么改选拔出来的还是那些会考的人，何苦凭空制造诸多麻烦。恢复高考以后，高考制度就存在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高考改革，但没有出现全民教育焦虑。在70后、80后高考的年代，家长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教育焦虑都不大，学生和家长也没有择校的压力。最多乡镇初中与县一中初中有差距，但是县一中初中毕竟招收的人数偏少（200人左右），多数学生需要在乡镇初中完成初中教育，县一中的大部分学生（2000人中的1800多人）还是要从乡镇初中招收，因此，学生的择校竞争其实不大。也就是说，高考制度不是教育焦虑的制造者，而高考改革则最多是加剧了社会的教育焦虑，但不是教育焦虑的源头。
还有种说法是现在的80后、90后家长较前辈更重视子女教育，往小孩教育上的投入增加，相互比较和竞争加强，从而加剧了教育焦虑。从调研来看，新一代父母确实更加重视教育了，过去县域城乡父母对子女教育直接管得少，放手让学校管得多，现在父母的教育责任加重，从辅导作业到预习、复习、提前学习等，父母都要亲自掌握、亲自抓。父母要教子女，首先自己得知道怎么学、怎么教，许多知识得重新学一遍，所以在“双减”之前大量存在“家长培训班”。在长沙调查时发现，许多80后父母在小孩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组织小孩学完了初中数学、背完了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诗词。其他父母看到这种情况必然产生焦虑并加以效仿，推动加强家长对小孩教育的介入程度。但还需要讨论的是，是因为先有家长介入小孩教育，加强教育竞争，再有教育焦虑；还是因为教育竞争激烈了，家长的焦虑加重，才有了家长的重视，从而更深地介入小孩教育？几乎所有受访的父母都说不想多管小孩的教育，学校全管了最好，但是因为学校管的、教的不足以让小孩应对中考、高考竞争，因此家长必须管起来。城市双职工家庭如此思考，农村半工半耕家庭亦有此想法。
阶层分化与竞争也被认为制造了全社会教育焦虑。中国社会在加剧分化，甚至农村社会的分化也已经非常大了。在社会有阶层分化但是阶层分化又没有固化的情况下，下层、中层希望自己的子女向上流动，中上层、上层则希望通过教育保持自己的阶层位置，甚或阻止下层、中层向上流动，因此教育竞争的背后是阶层之间的竞争。阶层分化越大，竞争越激烈，教育焦虑也就越深。表现就是不同阶层的家庭都在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介入子女教育，农民工家庭年轻母亲返乡陪读，不惜牺牲一个壮劳动力的务工收入；中产阶层不仅给子女补习文化课，在综合素质上也不遗余力；上层则在保证子女应试能力的基础上，加强综合能力的培养，甚至直接更换子女竞争的赛道（如就读国际班）。不同阶层之间信息是透明的，上层、中层的行为给予了中层、下层家庭示范，刺激了教育竞争和焦虑。同样的问题是，是先有一定强度的教育竞争和焦虑，才加剧了不同阶层参与教育竞争的动力，从而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还是先有阶层之间的分化与竞争，才有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竞争行为，最后制造了全民教育焦虑？
教育研究领域更多地把全民教育焦虑归结为基础教育的非均衡性。基础教育的不均衡是事实，包括城市与县域的不均衡，省城和地市的城市化、现代化更高，集中了较多的资源，因而教育资源也较县域丰富，那么，在县域就读的学生及其家长就会产生较大的教育焦虑，并千方百计地送自己的子女到省城和地市学校就读、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还包括县域内部城乡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不均衡。县城的教育资源要比农村的教育资源丰富，经济相对发达镇的教育资源一般也要强于普通农业镇，这也会造成在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地区就读的学生及其家长有较强的教育焦虑，因而会努力向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流动。相反，在县域内城乡之间、各乡镇之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县域与省城、地市之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也就是所有高中之间、初中之间、小学之间的教育质量相对均衡，乃至所有班级都相对均衡。按照划片招生原则，每个学生在本片区学校就读就能够享受均衡的、优质的教育资源，社会也就不会有教育焦虑，学生也不会舍近求远、流动到其他地区（片区）去就读。所有学校都一样，也就不存在择校和分班问题，高考竞争变成了纯粹的学生个人奋斗的问题，也就不会存在社会的教育焦虑。但问题是，高考指标是既定的，需要竞争才能获取；教育资源是稀缺的，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才能参与高考指标的竞争。那么，资源只要有集中，分配就必然存在不均衡性，就一定会有优质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区别，而优质学校的学位是有限的，也要通过竞争获取，因此一定程度上会制造教育焦虑。因此，关键不是消除教育焦虑的问题，而是将教育焦虑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问题，也就是要保证教育均衡保持在某个合理的水平上。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周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