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书《门阀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制度》，该书为著名历史学家祝总斌教授的学术论文集，收录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重要论著十余篇，论题集中于门阀政治的缘起、发展、特征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政治制度上的独特现象。

　　书中对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的分析，对都督中外诸军事制度的考辨，对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晋律之特点的阐发，对晋律“儒家化”倾向的论述等，既有宏观上的分析，又有微观上的考证，篇篇都包含着独到见解。外编所附《我与中国古代史》，讲述自己如何走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之路，对青年学子有重要的启发。

　　作者简介

　　祝总斌（1930—2022），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尤长于魏晋南北朝史和制度史研究，著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斋文集》《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等。

　　内容试读

　　为什么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期会出现门阀制度，并前后存续了数百年？

　　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根据这一理解，再进一步探讨其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和规律。(一) 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其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如所周知，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奴隶制宗族、氏族大量没落以后，到西汉初为止，社会上涌现出来的是无数个体小农以及伴随土地兼并相继形成的一些中小地主。至于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有，数量还很少，且因多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往往与封建王朝发生矛盾、冲突，在秦及西汉前期不断受到压制、打击，不算秦朝，仅仅高祖至宣帝一百多年中强制迁徙豪强即达七次；景、武之际用酷吏打击豪强，更为厉害。参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另一面，封建王朝的主要支柱是功臣、贵族、官僚。为了换取他们的全力支援，除了经济方面的优遇，西汉王朝在政治方面也赋予其不少特权，如其子弟可以“父兄任”出仕，公卿以“武力功臣”为之，形成“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等。分见《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卷五八《公孙弘传》。可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素质的限制，这些功臣、贵族、官僚家族在政治上同样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子孙或者骄奢淫逸，“多陷法禁”，丢掉官爵；或者统治才干很差，在职“备员而已”。分见《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史记》卷九六《张丞相传附申屠嘉传》。

　　所以，从汉武帝开始，为了巩固统治，被迫适应上述社会条件，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按德、才标准，从“布衣”，包括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中，选拔人才，实行经由“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从此，整个两汉，公卿大臣，郡国守相，基本由此出身。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不是某些显赫家族，天生贵胄把持朝政，而是力图把大权交给有德、才的贤士掌管，用沈约的话，这种局面便叫做“以智役愚”。

　　可是后来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导致了这一局面的破坏。

　　第一，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展起来。这些大土地兼并者，有在野的“强宗豪右”，也有原为一般“布衣”，依察举制仕进，又飞黄腾达而成的朝廷显贵。封建王朝曾十分注意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甚至还任用酷吏，给一些不法豪强地主以严重打击。可是由于封建经济规律的作用，一部分豪强地主消灭了，更多的大土地所有者继续涌现。他们的总体力量不但未被削弱，反而日益增大。在其压力下(如东汉初“度田”事件中“郡国大姓”等的叛乱)，封建王朝被迫改变过去的态度与政策，向大土地所有者一步步妥协退让，经济上听任其自由发展，政治上渐予拉拢。

　　第二，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大家族、宗族也同步发展起来。一些大地主家族将大量土地出租给丧失土地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这些农民，除外来的“宾客”外，更多的是本地的“宗族”成员。经济上的剥削，在当时条件下必然导致人身奴役和控制，形成封建依附关系。很自然，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演变成乡里、宗族的领袖。在其影响、控制下，乡里特别是宗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强了。依靠这一力量，大地主家族平时可以左右地方治安，战乱时又可以聚集成千上万户宗族、宾客拥众自保，甚至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就每一个大地主家族、宗族言，和封建王朝相比，其力量自然是不足道的。但当这种力量在全社会中比重日益增加之后，就总体言，就构成上述足以迫使封建王朝不敢再轻易限制、打击，不得不对其改变态度与政策的强大力量了。

　　为了防止大土地所有制分散，实力削弱，无法长期有效地影响、控制宗族与乡里，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反作用(见下)，封建大家族渐次发展起来，改变了秦以来诸子成年即与父母别籍异财，另立小家庭的制度，参拙作《略论晋律之儒家化》，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从此一直延续两千年。

　　第三，除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促成封建王朝改变对豪强势力或豪强大族(即大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大家族、宗族之结合体)的态度与政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是儒学的广泛传播。

　　如所周知，汉代儒学宣扬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便是倡导孝道，“亲亲”，力图通过大家族成员间的亲爱、和睦与感化力量，通过维护父家长的权威和影响，来稳定各个家族、宗族、地区的秩序，进而要求人们由父及君，“忧国如家”，实现“忠孝之道”，以巩固整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忧国如家”，见《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忠孝之道”，见《汉书》卷七六《张敞传》。《汉书》卷八《宣帝纪》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当即这一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由于儒家积累下了大量经典著作，经过汉代学者糅合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进行注释，其所包含的内容，不但体现上述政治、社会观点和原则，而且凝结成为当时说来是丰富的理家、治国的具体经验。这些著作和内容，成为汉代提高文化素质，培养合格统治人才，特别是高级统治人才的最好教材。其他任何一种学派，都无法与之比拟。

　　这种儒学正好适合西汉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封建大家族的需要。对于这些大家族的父家长来说，以儒学教育后代，既可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又可以使子弟提高文化素质，应州郡辟除和察举出仕，保证家族、宗族在本地以至全国的声望长期延续不衰。由于此故，早在西汉便出现“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的谚语。见《汉书》卷七三《韦贤传》。东汉以后，封建大家族世代奉习儒学的越来越多，甚至原来的律学世家，也转而“兼通经书”。《后汉书》卷四六《郭躬传》《陈宠传》。这样，在豪强势力中便逐渐形成了一些由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随着这些统一体中辟除、察举出仕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还升为朝廷显贵，形成政治上的累世公卿，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它们与封建王朝的利害关系日益接近，自然也就越来越靠近和支持封建王朝。这和西汉初年往往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的强宗豪右，常与王朝冲突、对抗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

　　另一方面，自西汉初年起，吸取秦朝因严刑峻罚而覆灭的教训，儒家还宣扬德化思想，特别是强调统治集团内部应注意团结、和睦的思想。封建王朝逐渐认识了这一思想对巩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并以之指导行动。当豪强势力施加压力之时(如“度田”中之叛乱)，封建王朝其所以往往妥协退让，固然有着力量对比方面的原因，同时恐怕德化思想也在起着指导作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提出以“柔道”治天下，即其证。而当豪强势力积极出仕，主动靠近、支持之时，封建王朝对它们自然更加注意拉拢、团结，除了经济上的照顾外，便是将它们大量吸收进入各级政权，转化为官吏甚至朝廷显贵，使它们与王朝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

　　就这样，作为西汉初年异己力量的豪强势力，逐渐变成了封建王朝的社会、阶级基础与统治支柱。二者由矛盾、对立、斗争，终于走向了统一、结合、相互依存。自此直至明清，双方形式尽管有着发展，这一基本关系，却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而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儒学的传播，从文化方面，从思想意识上层建筑方面，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的。

　　以上论述了汉代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结合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后来“以智役愚”局面逐渐遭到破坏，正和这种三结合统一体的存在分不开。

　　道理并不复杂。当三结合统一体发展，特别是其中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力量壮大，甚至“势倾天下”《三国志》卷六《袁绍传》。之后，为了争取他们的全力支持，封建王朝对这些家族子弟的出仕、升迁，往往不能很好地坚持长期以来实行的德、才标准。东汉一代，特别是桓、灵、献帝三朝，三公《后汉书》有传者，大多数出身公卿二千石官吏家族。参永田英正《从后汉三公看起家与出身》，载《东洋史研究》第24卷第3号。察举、铨选上不时发生凭借权势，走后门，“竞相荐谒”等现象，参《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卷三下《郎传》。封建王朝由于自身危机重重，为了求得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与相安无事，对之也只得采默许、放任态度。这样，日积月累，人才的选拔、任用，自然发生对普通“布衣”不利，而对豪强势力、世家大族有利的变化。后者实际上得到某些法外照顾，仕宦不绝的可能性增加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相继出现。“以智役愚”局面开始破坏。“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很明显，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追根溯源，全都关系到前述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到三结合统一体的出现与发展。

　　不过，直到东汉末年为止，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用人考虑“族姓”只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未形成国家认可的制度。一些朝廷显贵家族之所以能仕宦不绝，累世公卿，固然与越来越多的法外照顾分不开，但就大多数情况言，主要依靠的仍是儒学传统、文化素质、统治本领，亦即封建德、才。另一方面，一些普通“布衣”，只要有德、才，进入各级政权仍有不少机会。

　　这也就是说，东汉末年虽然出现了“选士论族姓”这一门阀制度的萌芽，但是离门阀制度的形成还存在相当一段距离。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的存在，已经导致了门阀制度的萌芽，并就其不可抗拒的总趋势言，必将继续导致门阀制度的形成。事实也证明，魏晋以后门阀制度其所以形成，离开豪强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当时的三结合统一体的制约，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门阀制度下的高级士族，正是由东汉兴起或魏晋兴起的累世公卿、世家大族所转化。不过在东汉末年，这一制度毕竟尚处在雏形之中。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如果统一王朝继续存在下去，门阀制度由雏形到形成的过程将会是很缓慢的。作为一个庞大的统一王朝，有着大量个体小农散居，提供兵役、徭役、赋税，使它能保持相对强大的力量；同时又有着相当数量有德、才，出身普通“布衣”的士人，不断被选入各级政权，作为新鲜血液，为朝廷出谋划策或掌管行政事务。因而对当时的豪强势力、世家大族，虽然已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在用人上有所偏向，但是绝不会很快把它们视为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将照顾、偏向发展为赋予特权，从法令上固定下来，建立门阀制度的。

　　只有东汉末年以后，出现了新局面，产生了新问题，方才加速了门阀制度的形成过程。(二) 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王朝力求三结合统一体特别是世家大族大力支持，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东汉末年爆发黄巾农民大起义。军阀混战的结果导致社会大动乱和统一帝国解体。随后形成三国鼎立。几十年后，经过短暂统一，各类矛盾又汇为永嘉之乱，再开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及其连锁反应，迫使封建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加速推行门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