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文化的源与流》。本书展示了柏拉图的理念如何兴衰起伏，启发了伟大的艺术、高尚的理论，同时展示了亚里士多德看待世界的方式如何引导了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犯下了极大的过失……风格轻松而充满热情，同时又有坚实的研究基础。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受苏格拉底教导，主张超越凡俗现实，追求更高的精神真理。亚里士多德生在医生家庭，坚持认为经验观察是获得知识的真实途径，人要学会适应现实。师徒二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哲学方向，并展开持久的竞争，对西方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刻画了这场哲学竞争的发生及其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师徒二人及其后世支持者（或敌人）的博弈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塑造了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并使之保持活力。本书涵盖从古希腊、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一直到现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及主要哲学思想家的思想，是了解西方哲学文化演变的重要读物。

　　作者简介：

　　作者：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霍普金斯大学史学博士，曾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访学。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天主教大学、乔治城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7—2009年，他作为第一个非英籍人士被任命为苏格兰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赫尔曼的著作主题宏大、史料扎实、文笔生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畅销不衰，深受各界人士的推崇。除本书外，赫尔曼还著有：《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甘地与丘吉尔：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美国战士：麦克阿瑟大传》等。

　　译者：陈常燊，哲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西方哲学，著有多部哲学专著，译著有《维特根斯坦》《合理性问题》等。孙逸凡，四川大学世界史博士，大学讲师，已出版译著《罗马帝国档案》《近代史讲稿》。

　　内容试读：

　　最近，《纽约书评》的一篇社论问道：“古典学还有未来吗？”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经典有一天会不会变得与我们无关。本书所要讲述的，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古希腊哲学家如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我们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以及所看到的一切事物。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绝非所谓的“已故白人男性”，从古希腊时代至今，他们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活的灵魂”。他们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早已从当初的科学、哲学和文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最值得珍视的政治制度当中——这种影响力早已超出西方世界，拓展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伊斯兰世界。此外，在这种影响力的核心地带，有一场争夺西方文明之灵魂主导权的斗争，贯穿了两千年的历史长河。这场斗争源自一桩反叛行为，如今已席卷所有文明。

　　读者朋友将会看到，这场斗争始于公元前360年。那时，马其顿国王宫廷御医的儿子、年轻有为的亚里士多德，因为反对他著名的老师柏拉图的思想，离开了老师毕生经营的柏拉图学园，创建了他自己的学园。这场著名的师徒之争，从古代历经中世纪发展到现代，逐步演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本书所刻画的，正是这样一场斗争。

　　“洞穴比喻”出现于柏拉图代表作《理想国》（Republic）的第七卷。他使用这个短语，是为了提出一个深刻的想法：人类注定要探寻一条路，从物质存在的黑暗洞穴，进入更高级、更纯粹、更具精神真理的光明世界。柏拉图坚持认为，当我们超越了单纯的人，进入一个“永世长存、灵魂不朽和永恒不变的”王国，我们就获得了智慧。

　　读者朋友们将会看到，亚里士多德对此并不认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中提出，“所有事物都有某种自然（性质）”，它以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并不试图超越物质现实，相反，他相信哲学家的工作是解释世界如何运行，以及人如何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他曾经说：“事实是我们的出发点。”他对世间万物的思索都体现了这一洞见：从科学到政治，再到戏剧。

　　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亚里士多德成了现代科学、逻辑学和技术的创始人，而柏拉图则成了神学家、神秘主义者、诗人和艺术家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