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畅销书《秦制两千年》作者谌旭彬重磅新作——《从刘邦到王莽》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既有丰富的细节描绘，又有精当的宏观论述，为读者呈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西汉。

　　全书围绕西汉诸帝如何设计国家形态、制定治国路线展开，勾勒了自刘邦至光武帝，即整个西汉一朝在“立国之道”这个问题上所出现的多次变化，深刻剖析了西汉这一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帝制王朝。

　　作者简介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历史研究者，腾讯历史频道原主编。曾出版历史畅销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等。

　　内容简介

作者有话说

　　对于西汉史，我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

　　众所周知，汉承秦制乃是历史公论。但若以国祚长短而言，西汉，而非秦帝国，才是中国帝制史上第一个真正成功的王朝。毕竟秦帝国二世而亡，西汉却存续了两百余年。这国祚长短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后世帝王在总结历史教训时会更多注意秦帝国；而在吸取成功经验时，则会更多注意西汉。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汉留给后世的影响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甚至犹有过之。西汉之于中国帝制史，便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人的成长，烙刻着难以磨灭的印迹。所以我很愿意将西汉两百年视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

　　这种“原生期”效应，突出体现为统治术的继承。

　　比如尊君卑臣。绝对皇权始于秦帝国，此前的中国传统政治中，并无君臣尊卑悬殊的绝对皇（王）权。西汉政权始于武力反抗暴秦，这种合法性来源，使得刘邦初即皇帝之位时，一度不得不“悉去秦苛仪”，抛弃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及其相关礼制。遗憾的是，此番革新持续时间极短。谀儒叔孙通重定朝仪且“大抵皆袭秦故”后，西汉皇权尝到了至尊无上的快感，从此再难自拔。皇权的持续扩张与臣权的持续萎缩，是西汉前半个世纪最核心的政治脉络。至汉武帝刘彻执政，因反抗暴秦而诞生的“相对皇权”终于彻底回归到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也就是俗谓的专制皇权，巨大的社会灾难也随之而来。这种绝对皇权成了此后两千余年间绝对的政治主流，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再无追求“相对皇权”的余地。即便是在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亦同样是绝对皇权的舞台，无人可以阻遏宋神宗富国贫民式的财政变法，也无人可以阻遏宋徽宗的自我成就欲泛滥成灾。

　　再如酷吏政治。西汉酷吏泛滥的现象始于景帝时代，极盛于刘彻执政时期，大体与无限皇权的回归同步。此后直至西汉灭亡，酷吏一直是西汉官吏集团的主流，故班固在《汉书》中感慨：“自是（刘彻执政时期）以至哀、平，酷吏众多。”酷吏政治与无限皇权同调，是因为前者乃是后者的标配。只要朝廷的权力结构以无限皇权为核心，酷吏政治便必不可少。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便无法落实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也无法有效完成其对各阶层的强力汲取。

　　汉成帝时代的著名酷吏尹赏，临终时向诸子传授为官之道，曾言：“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略言之就是告诫子孙后代不可畏惧做酷吏，不要担忧凶残暴虐的坏名声，因为朝廷的存续本就缺不了酷吏这块重要拼图。做酷吏，确有可能因为造成坏的舆论影响而被罢免，但在朝廷眼里，敢于做酷吏的官员是有用的官员，故仍有再度被起用的机会。反之，若是爱惜名声不愿做酷吏，于朝廷而言无用，仕途必定走不远。尹赏窥破了酷吏政治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关系，自己飞黄腾达，四个儿子也以敢于、善于做酷吏而皆官至郡守。

　　需要注意的是，酷吏政治的本质是管控与恐吓，而非依法施政。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正确评价秦汉而下历代政权高度热衷于立法的现象。“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后果，是秦帝国治下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奇观，因为秦民活在酷吏政治下，拾遗者必会被恐惧连坐之法的左邻右舍举报。汉法最初“约法三章”，但随着无限皇权回归并达到极盛，也终于发展到“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的程度，其法网繁杂细密的程度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结果同样在刘彻时代造就出了“郡中震恐，道不拾遗”的荒唐景象。繁杂细密的单方面立法，是为了造就“总有一款律法适合整治你”的恐怖，而非让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皆有法可依。所以刘彻执政时期盛行“春秋决狱”，皇权希望怎样判决，便选择性采用相应的儒家经典，并做出符合皇权需要的解读。

　　此类统治术，在后世亦被广泛继承。如乾隆四十四年的“井陉刁民上控案”，本始于井陉知县贪墨粮款，百姓无计可施才在当地生员的带领下向上级衙门控告。案件引起乾隆皇帝关注后，井陉知县作为贪污犯固然被处死，可更惨的是那些参与控告知县的村民，共有近五十人被判刑，其中判死刑者七人，有两人破例判为斩立决。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说：“朕平日所抚绥惠爱者，乃良善平民。若强悍之徒，敢于纠众抗官，必执法严惩，不稍轻纵。……夫地方官果有科派累民之事，自应重究。而奸民胆敢藉端抗官，亦诛所必加。”意思是自己只爱老老实实的百姓，只爱服从官府的百姓，绝不爱胆敢聚众对抗官员的百姓。在乾隆皇帝这里，法律的正义性不重要，依法决狱也不必要。繁杂细密的《大清律》只是为了管控和恐吓大清百姓，当《大清律》不足以起到恐吓作用时，乾隆皇帝并不介意亲自化身酷吏，直接下达无法可依的判决。

　　除了尊君卑臣与酷吏政治两例，西汉在统治术层面留给后世的“遗产”还有很多。如消灭有组织能力者的种种手段，如掠夺社会财富的种种妙法，如以尊儒的方式灭儒而行“儒表法里”之术，如在国家全面崩溃后如何释放社会自由度以重振经济……这些内容在小书正文里有详略不同的涉及，后记中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