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喉疗法、疟疾研究、血管缝合术，血清、盘尼西林、维生素的发现……这些医学研究成果深刻改变了20世纪历史进程，串联起了半个世纪的战争、疫病和匮乏。
《文明拐点上的恶棍与英雄：改变世界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01-1950》讲述了1901年至1950年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科研故事，包含41个药物与疗法的诞生，他们当中有种族主义者、怪人和机会主义者，也有英雄、天才和无私的捐助者。作者打破了白衣天使们寻找奇迹疗法的刻板印象，真实描绘了众多医学工作者的个人生活，揭示了医学进步背后错综复杂的人类现实。
本书不仅是了解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绝佳传记作品，更是一部有趣有料、兼具科普性和启发性的医学小史，集医学史、人物传记、科普于一体，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
作者简介
莫伊拉·多兰（Moira Dolan），医学博士，作家，教育家。多兰博士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医学系，并曾在密歇根州和得克萨斯州从事内科医学研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行医经验。多兰博士关注患者应享有的利益，她公开进行演讲，同时也是医疗博客的撰稿人。
内容试读
硫——抗菌药“百浪多息”
1909年，保罗·埃尔利希实验室的研究者发现了世上首款合成抗生素：代号为606的染料，后被命名为“砷凡纳明”。研究者在系统测试上百种化学染料的抗梅毒效果时发现了这种物质。砷凡纳明是第一款“灵丹妙药”——用于治疗感染的人造药物（详见本书第8章节）。
继砷凡纳明之后，拜耳公司在化学疗法领域再无进展，直至多马克的到来。当时，拜耳公司聘请多马克系统测试其染料的抗菌性。多马克对偶氮染料情有独钟，偶氮染料在通常由氢原子占据的位置上有一个含硫基团。多马克发现，此类磺胺染料紧紧附着于动物表皮的蛋白质内。他提出，硫胺染料的这一特性使其可附着于细菌中的蛋白质上并杀死细菌。
多马克重点研究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橘红色染料。他将百浪多息用于培养皿中的细菌进行实验，结果不著见效；接下来，多马克将实验对象改为受感染的老鼠，结果，百浪多息不仅使感染的老鼠得以痊愈，而且没有留下严重的副作用。
直到完成人体试验后，多马克才公开发表成果，证明百浪多息可有效治疗人类感染。多马克的小女儿希尔德加德亦作为人体试验对象接受了药物测试，她曾在父亲的实验室中偶然被针刺伤，患上了严重的链球菌感染。最终，希尔德加德恢复如初。
1935年，多马克发表研究成果，但直至1936年，该疗法才获得英美医学界的认可，几家医疗中心表示愿意尝试。一个著名的案例推动了百浪多息的普及使用。193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因严重的鼻窦感染入院治疗，感染部位已由面部皮肤延伸至喉部——患者出现了严重的链球菌性咽喉炎。当时的人认为链球菌性咽喉炎是一种致命性疾病。医生向患者父母建议使用百浪多息进行治疗，同时承认这种药物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罗斯福夫妇同意接受百浪多息疗法，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病情逐渐好转。《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随即在头条中大力推广磺胺类药物的使用。
虽然拜耳公司手握百浪多息的专利权，但纳粹德国却未曾从中获利一分一毫。巴斯德研究所的学者迅速挖掘出百浪多息无法作用于培养皿中的细菌、却对老鼠及人体有效的原因：百浪多息实为前药。其完整化合物对细菌毫不起效。只有在经过消耗后，百浪多息出现部分脱落时，药物有效成分才得以作用于细菌。百浪多息的有效成分是一种染料，早在1908年，一位奥地利药剂师已将其合成，但因从未使用，这种成分被人随之抛诸脑后。其初始专利早已逾期失效，所以任何人都有权制造并将之改良为新型专利药物。
全球化工企业奋起而为，研发效果更加强效的变异磺胺化合物，包括用于治疗链球菌感染（链球菌性咽喉炎）的百浪多息，可治疗肺炎的变异磺胺化合物，还有用于治疗葡萄球菌感染（常见于皮肤感染）的变异磺胺化合物，以及用于治疗细菌性腹泻的变异磺胺化合物。起初，磺胺类药物多数用于军中预防各类疾病。磺胺粉成为战地士兵的必备药物，任何伤口都会使用磺胺粉进行治疗。截至1942年，仅在美国的磺胺类抗生素产量就已超过1000万磅。
1943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北非驻军期间，在突尼斯迦太基感染肺炎。经谨慎考量，医生使用代号为“M&B693”的药物为丘吉尔治疗肺炎，该药物生产于1938年，是一种磺胺衍生物。病情持续恶化一周后，丘吉尔完全康复。尽管盘尼西林的发现时间早于百浪多息，但其生产销售时间较晚，直至二战尾声，盘尼西林才被用于治疗战时感染。
磺胺类抗生素间接推进了美国药物监管的发展。在此之前，美国消费者仅能借助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保障部分权益，其中规定，食品药品标签上应标注成分，禁止掺假或贴错产品标签。经历过一场由磺胺类抗生素引发的灾难后，美国才通过立法成立人们今日所熟知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1937年，就职于美国田纳西州麦森吉尔制药公司的一名药剂师哈罗德·沃特金斯，按照自己的配方制成一种磺胺抗生素——他使用二甘醇（DEG）取代先前配方中的乙醇，又在药物中添加覆盆子增味剂。当时有关二甘醇毒性的知识尚未普及，虽然已有两篇专业论文公开发表出来谈及此事，但沃特金斯并不知晓。这款产品通过了外观、香味和口感测试，唯独没有进行安全性测试。然而，至少有一份报告显示，麦森吉尔公司曾以老鼠为对象进行测试，测试记录显示，该产品导致老鼠出现肾衰竭。
这种液体制剂被命名为“磺胺酏剂”并销往美国15个州。数周之内，美国医学会（AMA）收到一份关于使用磺胺酏剂导致多起死亡案例的文字报告。人们随即大规模追踪并召回所有酏剂产品，但截至此时，磺胺酏剂至少已造成107例患者死亡，其中多数死者为儿童。
人们义愤填膺，通过新闻报道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但依照当时的法律，麦森吉尔公司的罪名仅限于标签错误：药品以“酏剂”为名，即它是以乙醇为溶剂制成的，麦森吉尔公司因此被处以最高限额的民事罚款16 800美元。公司所有者兼创始人塞缪尔·埃文斯·麦森吉尔博士声称：“本人与我司药剂师为逝去的生命深表遗憾，但该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并无过错。我司严格按照法律与专业要求进行制药活动，出现这种结果，实属始料未及。个人认为，本次事故的责任不在我方。”报纸将这款产品称为“致命酏剂”。
麦森吉尔事故直接导致美国国会通过了1938年《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法案规定，新型药物必须由制药公司自费进行动物安全性测试，测试结果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审查通过后才得以批准上市。1939年，麦森吉尔公司的药剂师哈罗德·沃特金斯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心脏，自杀谢世。
1939年，多马克因发现磺胺类抗生素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纳粹党明令禁止多马克接受奖项。在被盖世太保拘禁一周后，多马克向诺贝尔委员会回复，表示自己拒绝领奖。二战期间直至战后，多马克始终留在法本公司任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后，三巨头——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与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瓜分战利品。一夜之间，多马克的故乡瓦古夫被划为波兰领土。多马克的母亲常年居住于边境小镇索末菲尔德，此地亦被划入波兰疆界。许多滞留在新波兰边境的德国人形如阶下囚，被发配至强制劳动营或是拥挤不堪的难民营。多马克的母亲在难民营中食不果腹，不幸离世。
最终，多马克于1947年领取了诺贝尔奖章，但因时过境迁，多马克未能领取属于自己的诺贝尔奖金。此后，他开始研究肺结核与癌症药物，但均未取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