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2020年出版的诗集《傍晚降雨：吕德安四十年诗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1月版），诗人、画家吕德安斩获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诗人”荣誉。
吕德安被视为中国“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之一。由于身处海外，吕德安未能出席盛典现场活动，但他连线发来了获奖的答谢辞。
10月23日，由南方都市报发起主办，佛山市顺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顺德区北滘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南方文学盛典”典礼在顺德北滘文化中心音乐厅隆重举办。备受瞩目的“2021南方文学盛典”六大荣誉——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逐一揭晓，百余名作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和顺德本地读者共襄盛举。
诗人、画家吕德安
*2020年度南方文学盛典“年度诗人”吕德安
1960年生，诗人。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活动，并成为南京著名诗社《他们》的主要成员，著有诗集《纸蛇》《另一半生命》《南方以北》等。1994年获首届《他们》文学奖。2011年出版诗集《适得其所》。2016年出版诗集《两块颜色不同的泥土》。2018年出版随笔集《在山上，写诗，画画，盖房子》。
*授奖辞：
吕德安的诗，是生活美学的个人修习，也是大自然的意外馈赠。他放声歌唱，但语言冷峻；节奏舒缓，却气概不凡。睿智、浪漫而略显笨拙的话语，暗含着视觉的修辞，以及一种从容、沉静的气质。他出版于二〇二〇年度的诗集《傍晚降雨：吕德安四十年诗选》，是时间与才赋共同锻造的沉潜之作，它精粹，内秀，简劲，充沛，寂静，开阔，自由挥洒，张弛有度。吕德安对世事的省察、生命的领悟，连同他的书写方式，为中国新诗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向度。
*吕德安答谢辞：
我将本人获得这届南方文学盛典年度诗人奖视为对一个长期从事诗歌写作者的高度肯定，为此我深感荣幸！我想在这篇简短的感言里谈谈自己得知获得这项殊荣时的心情。我的许多同行朋友都知道我疏于写诗多年了，也猜测得出我得此殊荣可能缘于那本新近面世的诗集《傍晚降雨》。两年前我为这本诗集写过几段话作为后记，其中一段这样说：我的脑海里常常回响着一句诗：人依靠形象生存。这句话，倘若它不在上下文的关系里，也许不成其为诗；而且它是别人写的，但它现在属于我，或者出于基本相通的经验，它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是一种真实，对我意义重大。然后我还写道：在我看来，每首个别的诗同时是每个人的，这是诗的核心形象，而每一首诗都应该有其形象，能令人联想到生活。这是我写诗的心得，印在脑海里，只是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我才将它梳理一遍写出来。现在我重复这些话，心里多了一份对岁月的感激，同时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谨向此届诗歌奖项的评委们表达我的诚挚的敬意。
我还想，我写诗或“写东西”，多半像自己在《土豆》那首诗里的农民，在幽暗的地窑摆弄着土豆，摆弄着然后出现幻觉：相信每首诗都自有其命运——甚至自己的一生，其实也满是土豆种子的卑俗气味，而时光飞驰，某些事早已不可挽回。我的意思是，多少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完全忘记什么，而在时间的封尘里，如果我对拙作仍心存期待，我但愿它们最好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有想象力和情感意义的工作。
仍旧出于一份感激和敬畏，我还想到，每一首个别的诗同时也是每个人的，每一首好诗时常会令人联想到诗人的“天职”——对此我有过深切的体会。但这个古代的词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显得那么容易被遮蔽，尤其容易被图示为某种表面的政治行为而显得多么不合时宜。我想说，在语言和现实中间，一扇门可以双向变通地打开，就像诗可以是私下的对话，也可以是一个共有的房间，而诗人多半更像看守那道门的老神祗，匿名的，笨拙的，时常被人忽略和遗忘——诗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并终其一生为此有所担当。不太了解诗的人也知道诗象征着美好的知性生活，是伟大的追求和传承。这些是共识，是生活的底色，是我们种种价值选择时潜在的主导，而且，在象征的意义上，诗也给予我们足够的内容和理由，去把它永远称作生活里最体面最迷人的盛典。谢谢！
诗集《傍晚降雨：吕德安四十年诗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1月版
*吕德安访谈：诗是对过往经验的再创造
南都：《傍晚降雨》是对您创作生涯的一次较全面的总结。为什么选择《傍晚降雨》这首诗题作为书名？这首诗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吕德安：我想一本书名就像一把本书的钥匙。《傍晚降雨》这个书名取自我较近期一首诗的标题，此诗写一个山中日子的常景，给我以某种“我以为这个世界再也不会发生意外”时的意外之喜，而且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我最近喜欢的写作格调。用它作书名也暗示着本书乃是时间赐予我这个年龄段的一件礼物，同时我希望读者仅仅通过“傍晚降雨”这四个浅显的汉字能直觉到我的一些诗歌理念。
南都：您自己的写作受到“他们”诗社哪些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持续一生？
吕德安：我庆幸自己加入“他们”，并将此举视为我早期写作的一次重要转折。我对诗几乎谈不上可以抽象地思维，拿“他们”中的于坚或韩东的诗，对我而言只是具体的，可视的，即一些事物通过他们的言语在我看来变得真实，让我联想自身的现实。虽说这也是对某些共同点的激发，但重要的是，我了解他们，他们某些诗的原创性的东西，会要了你的命，让你欣喜不安。记得20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纽约的一家书店读到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以及回国后读到他的《零档案》，就是这种状态。还记得去年我对韩东说，多年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他那首短诗《大雁塔》以及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的重要性——两者都是建构性的应用口语的杰作，现在看来它们仍无可挑剔，没有一点儿毛病。这样的诗对我当时的审美倾向有过重要的影响。好诗它是——从当时的阅读，到现在诗可以成为一把记忆的年龄——它时常还是会跳出眼帘。这就是真正的影响。另外，由于我近年来疏于写作，而他们对我的写作总是给予最慷慨的褒奖和期待，这让我特别感动。
南都：早年您被称为“家园诗人”和“诗人中的诗人”，您个人怎么理解这两个称谓？后来您又有“中国弗罗斯特”的美誉，这是否符合您做一个诗人的理想？
吕德安：我愿意把那些公开的赞誉或评论，默认为对我的写作性质(某个阶段的写作性质)的某种比喻性肯定，但这种“标签”对我作用不大，我崇尚写作自由，它有时意味着我是多面孔的，是自我怀疑的。但对某些定性式的评论我向来持宽容态度，不会太较真。我更期待某人私下对我说，我的某一首诗曾经如何打动他，那更让我有种成就感。有一次有人买了我一幅画，一半原因是读过我的《父亲和我》，认为那首诗曾经改善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他是这么说的，我也没觉得太尴尬。我相信对他那是一次愉快的收藏。至于“中国弗罗斯特”——这个美誉倒是一直令我尴尬。我希望给我一个台阶回到自身的状况里，那样会自在一些。那样我可能更像“弗罗斯特”，像他那样写作度日，临终时与世界达成“情人般的”和解。
南都：纽约和北峰山是90年代以后您的诗歌的两个重要空间坐标。一个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一个是幽僻的山居，您为什么建构这种反差极大的生活模式？两地生活分别为您的诗歌写作提供了怎样的新的经验和视野？
吕德安：这种两地生活状态都非我刻意追求的。我只是听任命运随遇而安。但它确实在我的写作中造成不同寻常的落差。和许多人一样，我写作也会对习惯的环境很依赖，我早期就靠一张杂乱的桌子和一扇小窗户，到了纽约就慢慢习惯了在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床上写作，后来我在山里写作，每次出门离开那里的山水到了别处，我都不由地对写作产生不信任感似的(主要是指那些诗歌文字)，而造成作品的难产。这很致命的，我不希望这样。我知道写作实际上只需要专注——但我说来说去还是说我其实一直在努力适应不同的环境，现在依然如此。如果让我描述多年的纽约经历给我的写作体验带来什么，我会首先说它让我更深体会到写诗的幽暗和孤独，而那时候母语却显得是一束光亮，远远地照应着你，支撑着你。
南都：您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画家。对您个人而言，艺术和诗歌是否会在创作过程中相互助益？
吕德安：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二十出头，现在看来算是撞上了一个好的年代。夸张一点说，那时整个社会似乎处处是诗歌派对。然后是画家们先后地来到。那是一个充满开放意识，欢迎新生事物的年代，激情四溢，人们有着很强的自尊感和同情心，而诗和其他艺术也是如此。而我那时写写画画自然乐在其中。今天我已六十出头依然在写写画画——但多了一把年龄后，诗和画在我身上相辅相成已然成全了我个人的一个传统似的。诗画同源，异曲同工，它们之间的神奇关系常常是语言所难以言明的。诗和画有着说不尽的共通之处，但在这里我只想说，如果你诗画双修，会更提升对生命的认知和体验，那种美好就像你有了一双翅膀。
南都：您是“第三代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您怎么评价“第三代”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成就？
吕德安：我只能简单地说，“第三代”诗歌写作的主要成就在于它让诗歌落地回到日常经验，使百年来的新诗实验在当代意义上获得合法性。如果说现当代的汉语新诗在其历程中已自成一个传统，我认为“第三代”的诗歌创作应是这个传统里最具活力的一部分。面对现在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社会语境里，作为一种艺术的诗歌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它对过往经验的再发现，再创造，更显得必要。诗是语言的高度成就，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足够清醒，对自身汉语有足够的自信和耐心，我们就能免于种种浅薄价值的诱惑，意识形态的遮蔽以及被种种快餐式文化所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