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2020年出版以来引发广泛反响的非虚构力作《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作家黄灯获得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荣誉。
10月23日，由南方都市报发起主办，佛山市顺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顺德区北滘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南方文学盛典”在顺德北滘文化中心音乐厅隆重举办。备受瞩目的“2021南方文学盛典”六大荣誉——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逐一揭晓，百余名作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和顺德本地读者共襄盛举。
*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黄灯
文学博士、学者、非虚构作家，湖南汨罗人，200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执教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代表作有《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
2021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黄灯
*授奖辞
黄灯以一个学者的谨严和执着，持续关注乡村的亲人及在校学生，她观察，询问，省思，记录，亲近赤诚的个体，倾听真实的叹息，不止于纸上的旅行，着迷于实践中的真知。她出版于二〇二〇年度的非虚构文本《我的二本学生》，直面当代中国这沉默的大多数，以爱，以温暖，打捞失踪的记忆，积聚前行的动力，让无声者发声，让自卑者自信，被他们所信任，为语言寻找肉身。这种来自民间的精神支援，既饱含对教育变革的热望，也对理想主义发出了急切的召唤。
*黄灯答谢辞：
对我而言，南方是一代人的精神标记，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它承载了无数人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昭示着自由、探索、不羁、释放、融合和内在的生命活力，也锚定了无数在场者对转型中国理解的起点。我不否认，这种独特的经验，让我获得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视角，让我在日常的教学中，对不同代际年轻人命运的流转格外敏感，并意识到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转变。
回想起来，在广州近二十年的生活，我作为在场者，切身感受到转型期中国的节奏之快和变化之大，它所导致的结果绚烂而丰富，但群体分化之大也超出了我的预期。社会的巨轮裹挟着个体命运的流转，在时代的烟尘中滚滚而来，也终于奔涌到象牙塔中我寻常的课堂，在陪伴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我见证了无数年轻人命运的变迁，感知到时代的钢丝悬在年轻人脚下，对比自己曾经拥有的机遇和缝隙，我无法沉湎在因为代际幸运所获的充盈中，我无法对讲台下的群体视而不见。说到底，本书的写作，不过我职业日常的内在召唤，不过转型期中国，个体微尘对另一群生命的回望和转身。
对我而言，“二本学生”不是一个被标签化的词汇，不是一次简单的归纳和分类，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与我曾经共处同一时空，我们共同分享了很多成长的秘密。我不希望“二本学生”这四个字，在媒体的关注和网络的泡沫中，定格成一个描绘时代症候的热门词汇，我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个群体背后链接着的无数家庭、无数村庄，看到他们背后父亲、母亲的期待，看到他们背后兄弟姐妹依然承受的困境，看到他们的坚韧、付出、耐心和善意。我深刻感知到这些孩子才是中国的真实底色，感知到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才是最大的国情和决定社会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年轻人，他们不仅仅在弹幕上擦肩而过，更是在现实地铁被裹挟着前进的拥挤人群。
我希望自己在触及这个群体后，能够意识到文字的叙述只是第一步，在看到他们的困境和挣扎后，作为过来人和获益者，我能够时刻警醒自己，行动远比文字更具直接的力量，他们的困境和挣扎，不但需要被看见，更需要看见后的共同分担。
在共识匮乏的当下，互相看见成为彼此理解的前提。在真相极易湮没在信息泡沫中的时代，需要更多让人信任的写作者，拿起笔，趁着呼呼的热气，记下这即时的气息和生存，尽力给后人留一点点勘探历史的线索和纸上遗迹。
最后，让我借此机会，感谢那些未曾到场的学生，感谢他们的信任和陪伴，让我通过文字感受到了思考的意义，也感受到了记录的价值和尊严。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
*黄灯访谈：关注和表现“身边的人”
南都：2016年的《大地上的亲人》，你对自己亲人进行真实、详尽、深入的记录和剖析，为国人思考乡村问题、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有评论家认为你的写作视角、选题取材、写作姿态既是纪实的，又是文学的，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黄灯：这个评价符合我的写作实际情况，这其实也是对非虚构写作的一种描述。
南都：这次《我的二本学生》，你的写作对象从亲人变成了学生，为什么会选择“二本学生”这一特定群体作为写作或者研究的对象？
黄灯：相比《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写作对象貌似有了转移，但对我而言，关注和表现的依然是“身边的人”，“附近的人”，我只不过稍稍放远了视线，但关注的问题没有太多改变。在写完《大地上的亲人》后，我一直疑惑一个问题，那些比我小十来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若有机会考上大学，他们将是怎样的命运？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事的工作，能帮我回答这个问题，这条隐约的线索，帮助我写作时提出和聚焦了问题。
当然，“二本学生”在我眼中并非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就是我工作的对象，是我生活中最熟悉的人，因为师生的关系，我和学生有很多密切、长久的交往，在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完整见证、陪伴和目睹了80后、90后两代年轻人的成长、蜕变，因为起点的相似，很多时候，学生的命运变迁，会促使我回忆并对照自己的经历，我深刻感知到，在近几十年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我的大学时光，和他们的大学时光，构成了不同时代的生命切片，这种强烈对比中所夹杂的不同代际对国家、集体、社会、价值观、生命去向等层面的认知差异，让我内心震撼和感慨不已。拉开时空距离，70、80、90后三个代际年轻人命运的变迁，客观上折射了时代的深刻变化，我对此有很多观察，也有很多话要说，在学生无形的推动下，很自然就写作了这本书。
南都：在世人的眼里，你是一名逆袭成功的“二本学生”，你是否经常以自己的求学经历或经验去鼓励你的学生？
黄灯：我会经常鼓励学生直面进入二本院校的现实，会鼓励他们直面竞争大、压力大的社会，也会鼓励他们勇敢地释放自己的生命活力，尽早从应试教育多年的规训中摆脱出来。我有时也会讲到自己的成长经历，但从来不是当作“成功逆袭”的例子，事实上，在我的同龄人中，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种偶然的个体命运，这种群体的幸运恰好说明，对70后而言，无论在升学还是就业层面，社会依然留有很大的空间和缝隙，年轻人只要经过努力，依然有不同的机遇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如果将自己的成长认知为“逆袭”，那只能消解其普遍性，这不符合我的真实观察和感受。
南都：你在书中设了六个篇章来写学生们，时间跨度从2005年首执教鞭到现在，历时十数年，你在书中也进行了两组对照，一是你读本科时的二本学生与你第一次当班主任时的二本学生，二是你第一次当班主任时的二本学生与你9年后第二次当班主任时的二本学生，你觉得不同时代的“二本学生”的前途和命运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黄灯：我1995年大学毕业时，尚处于大学并轨前夕，属于大学精英教育的末期，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班上的同学大都来自乡村。当年的大学还包分配，除了一位选择去北京自主择业，其余都获得了国家分配的工作。在毕业10周年聚会时，班上同学大多成为单位骨干，安居乐业，证实了“读书改变命运”的铁律。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毕业于2010年，这个班的学生以广东本土孩子为主，他们毕业时，尽管面临市场化形势下的自主择业，但因为珠三角一带经济形势好，就业机会多，加上学生商业意识强，创业热情高，更重要的是，当年房价相对合理，他们毕业后，依然享受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红利。更有意思的是，我观察到，当年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考研。由此可以推断，整体而言，在就业层面，他们对自己的状况较为满意，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
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班，毕业于2019年。我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班上学生对未来的担忧明显增多。他们已毕业两年，就业质量也不是特别高。当然，对这个群体以后走向的判断，尚需拉开时空距离看，现在还为时过早。
三批年轻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通过我所熟悉的三个班级，能够获得一个观察的切口。
南都：你在序言中把这次的写作形容为“一个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和一群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群体的相遇”，并疑惑于“他们中间是否存在互相看见和唤醒的可能”，现在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黄灯：很难说有了答案，但通过师生之间的交往和表达，互相看见确实成为现实。至于唤醒的契机，我发现并不仅仅取决课堂的交流程度，更取决和社会现实的对接程度。
南都：你的写作对象都来源于你最熟悉的工作和生活，很好奇你下一部著作的题材会选择什么？
黄灯：下一部会接着完成《我的二本学生》中没有写完的内容。在原来的写作规划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作为老师在学校观察到的“学生图景”，一个是我走出校园，和学生家长接触以后所看到的“家长图景”，我一直企图勾画一种更为立体、充分、体现多重向度的中国普通大学的生存图景。在多年的任教中，我受邀走访过不少学生家庭，和很多家长有过深度交流，我希望可以补充这部分内容，完成我最初的写作规划。（采访/南都记者周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