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对“余子”制度有详细讨论，兹节引如下：

　　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爲羡，惟田与追胥竭作。”又说：“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郑司农说：“余子，谓羡也。其名亦起战国。秦策‘范睢爲梁余子，’赵策燕赵久相攻，士大夫余子之力尽于沟垒，‘吕览离俗’齐晋相与战，平阿余子亡戟得矛。庄子秋水篇有‘寿陵余子，’管子问篇‘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此皆战国时始有余子之证。

　　……楚策‘楚襄王使昭常守东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说苑‘齐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所谓余子。余子正是尚未壮有室，而已上国家的军伍役籍了。虽则杞之城也，绛老与焉，淸之战也，僮汪死焉，在春秋中晚究还是非常的事。周官勒爲定制，一则曰‘竭作，’再则曰‘致余子，’又说‘皆征之，’非到战国晚年，不致如此。”（左传宣二年晋有余子，与此不同。）

　　我们认为钱先生的断代是不正确的。在宗法制的语境下，与“宗子”相对，所谓“余子”就是没有继承权的奴隶主阶级底层贵族。（基于高亨《商君书注译》的研究，我们把“余子”定义成“贵族大家除嫡长子以外的子弟，不论其母身份是夫人还是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奴隶制社会，宗族首领支配了土地和其他财产，所有家族成员理应义务参加生产活动。但当形势无法满足余子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时，他们就要出仕以获得属于自己那份财产，并直接向国君缴纳赋税。《管子·问》就提出要“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纳税）者几何人？”《商君书·垦令》：“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垦令》是一篇改革方案，反映的自然是商鞅变法以前的情况。商鞅主张国家提高免役的标准、禁止余子游事人，说明此前秦国的余子是可以免除劳役的，他们喜欢流动到其他地区“游事”权贵，给自己争取当上大官的机会。

　　余子出仕的资本来自他们所受的教育，作为贵族阶级的成员，他们大多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文化和军事训练。《逸周书·糴匡》：“成年年谷足，宾祭以盛，大驯锺绝，服美义注，皁畜约制，余子务艺，宫室城廓脩为备，供有嘉菜，于是日满。”余子所务的“艺”，应该就是古人常说的“礼、乐、射、御、书、数”。当奴隶主经济运转良好、物质资源富足之时，余子就能将精力从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接受更多的教育。《尚书大传·略说》云: “櫌锄已藏，祈乐已入，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郑玄注: “余子犹众子也。古者適子恒代父而仕也。”

　　余子不仅是一种血缘身份，在春秋时期也指某种官职。《左传·宣公二年》的一段话常被讨论余子问题的学者引用：“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晋成公任命众卿等高级贵族家多余的子弟为“余子”，与“公族”“公行”相应皆为职官，说明春秋中期以前晋国就有了余子之官，且要经过一定的选拔，故此晋成公才特别把“卿家的多余子弟”这一群体纳入余子行列。以身份为官名，如甲骨文“多子”是一个官职名称（章小谦，2017），我们熟悉的“娘子军”、美剧《权力的游戏》里的“次子团”似乎也可以视为同类叫法。

　　余子的职责主要是参与军事活动，偶尔也承担一些其他任务。《说苑》里的城北余子在楚国当上了司马，《吕氏春秋》的“平阿之余子”在战斗中亡戟得矛。惠士奇说的“古之斗士,皆曰余子”，当改为“古之余子多斗士”。《逸周书·大明武》说在战争中“十艺必明，加之以十因，靡敌不荒”，十艺的第三项“余子”和第六项“刑余”类似，都是讲要利用这两类群体的力量去打败敌人。《周礼·天官·小司徒》: “凡国之大事，致民; 大故，致余子。”郑玄注: “余子，卿大夫之子当守于王宫者。”《战国策·赵策四》左师触讋“愿令得补黑衣之面，以卫王官”，左师之幼子舒祺自然就是一位余子了。《糴匡》篇：“君亲巡方，卿参告籴，余子倅运。”这是说遇到灾年，余子要配合主官从其他地方运粮食回来。其地位在卿大夫之下，或许就是士的一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献子把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四位“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提拔当县大夫，则他们原来的级别必低于大夫。又《战国策·赵策四》：“今得强赵之兵，以杜燕将，旷日持久数岁，令士大夫余子之力，尽于沟垒，车甲羽毛裂敝，府库仓廪虚，两国交以习之，乃引其兵而归。”余子显然和一般的士、大夫有别。

　　经传里的余子多是“外国人”。《庄子·秋水》有寿陵余子邯郸学步的故事，据成玄英说寿陵是燕邑，这是一个燕国人跑到赵国去仕宦。《左传·闵公二年》又有梁余子养，说明在春秋早期梁国人就来晋国做“余子”。这些人刚到外国，以国为氏是很常见的情况，如《吕氏春秋·报更》：“张仪，魏氏余子也，将西游于秦，过东周。客有语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于秦，愿君之礼貌之也。”《世本》秦嘉谟辑补本：“韩余氏，韩宣子余子之后，因氏焉。”秦嘉谟并引“《广韵》九鱼下云，晋卿韩宣子之后，有名余子者奔于齐，号韩余氏。（秦按）盖亦引世本也”。余子活跃在春秋战国的各个国家，应该是西周春秋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纸上之材料有待地下之考古发现来验证，2021年陕州故城考古发掘的M99、M94夫妻合葬墓，时代在战国早期，出土的随葬品有铜戈，又各有两鼎，不符合已知的周代列鼎制度。《公羊·桓公二年》说：“礼祭：天子九鼎, 诸侯七, 卿大夫五, 元士三也。”既然较元士少一鼎，我们推测，墓葬主人的身份或许就是一位在魏国仕宦的余子。考古发掘资料中还有哪些春秋战国的墓主身份是余子，这需要进一步考察。

一组春秋虢国墓地出土的列鼎。作者拍摄

　　到汉代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剧变，东汉人似乎已经闹不清楚古代的“余子”制度。《汉书·食货志上》：“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注引苏林曰: “余子，庶子也。或曰: 未任役为余子。”颜师古按: “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当受业，岂论嫡庶乎?”汉家月令的说法，是把所有年龄较小未服役的男性都算作余子，这是在战国以后概念的扩大化。

　　钱先生说“战国时始有余子”，是根据他对古书断代的认识，因为《管子》《周礼》等书一般理解是战国时代才成书。然王国维既云虽悠谬缘饰之书、成于后世之书、晚出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我们在面对这类文献时当有更审慎的判断。本文结合经传诸子中“余子”的记载认为，余子本指贵族大家除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后来成为一种职官，其时代至少可以上推到有记录（梁余子靡）的春秋早期。

　　参考资料：

　　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李志刚：《社会变迁与身份变异:先秦时期“余子”问题考辨》，《南都学坛》2015年第6期：19-24页。

　　章小谦：《释卜辞“多子其■■■,不冓大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101-110页。

　　央视“探索·发现”频道节目：20220621 陕州城的地下秘密（1）    　　https://tv.cctv.com/2022/06/21/VIDETZ1oC1CqwOAaeFVPJHNd220621.shtml?spm=C53121759377.PCO7tSikSFa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