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洧水岸边矗立着一座破败的土城，洼地上长满矮树和藤蔓盘曲的羊桃。一位衣裙洗得泛白的女子曼声吟唱着歌谣，在树下摘取那些饱满的果实。微风中羊桃的枝叶随风摇动，叶脉呈现出漂亮的金色光泽。周道上传来隆隆车马声，她把藤筐放到地面，踮起脚尖向高处张望。巨大的安车驱驰而过，飘逸的帷幔带去一片华彩。随后是几辆体型稍小的副车，披甲荷戈的武士挺立其中。滚滚尘烟里有更多牛车缓步前行，好些服饰鲜明的男子或安坐车上，或步行相随，精神昂扬，眼光好奇地打量着前方的城。
西边的人迁来了……
郑国是周朝姬姓诸侯国，始封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其封地在今陕西华县。周幽王时郑桓公为司徒，为避祸乱向东迁徙到“雒之东土，河济之南”，今郑州以南地区。其都城在溱水、洧水合流之处，今河南新郑市有郑韩故城遗址，即其地。进入春秋时期，经过桓公、武公两代人的经营，郑国吞并了原居于此的虢、郐等国。到郑庄公在位时国力鼎盛，号称小霸。此后郑国屡遭内乱，错失发展良机，国势大不如前，而周边齐、晋、楚等国纷纷崛起，郑国正好夹在中间，强敌环伺。为了生存，郑国君臣依靠大国势力，时而亲楚，时而亲晋，几度面临灭亡的危机。子产相郑时期，对内改革，对外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国力稍稍恢复。公元前375年，新兴的韩国灭郑而居其地。
在郑国被侵略的苦难史上，公元前666年那场楚伐郑之役似乎是不起眼的。此事《史记·郑世家》只字未提，仅见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雠，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子元、斗御疆、斗梧、耿之不比为旆，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战争的起因很简单，楚令尹子元对他的嫂夫人图谋不轨，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激愤之下想通过伐郑来建功立业。此番动静闹得很大，楚国出动了六百乘兵车——要知道晋楚城濮之战，数量占优势的晋军全部兵力也才七百乘。每车人数通常认为有车上甲士三人，徒兵七十二人，总兵力达四万五千人。战争一开始很顺利，楚军按照战斗队列进入了桔柣之门，又突破了第二道纯门，一直推进至逵市，也就是主干道边的市场。接下来的一段记载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郑国这边悬着的闸门（“县”古书多读为“悬”）没有落下，有人“楚言而出”。子元就惊叹郑国有人在，然后马上撤出。此时诸侯救郑的援军正在赶来，楚军当天晚上就灰溜溜逃回了南边。郑国君臣本已打算到桐丘城避难，正好间谍回来报告说：“楚军的帐幕上有乌鸦栖息，说明人早跑啦。”这才给一帮贵族老爷吃了定心丸。
最大的疑点在“县门不发，楚言而出”。西晋的杜预解释说：“县门，内城门。郑示楚以闲暇，故不闭城门，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进。”近人杨伯峻却另有意见：“楚子元等既入城，见其县门不发，复操楚语退出。所以楚言者，明楚不中计。杜注谓郑出兵而效楚言，误。”他的学生沈玉成翻译作：内城的闸门没有放下。楚国人用楚国方言说了一阵就退出去了。子元说：郑国有人才。”我们首先必须同意杜预的讲法，理由有三：楚军众车冲过两道城门，似乎都没有遇到抵抗，如果子元怕空城计，为什么偏偏到了第三道门才反应过来？楚国人当然讲楚国话，令尹子元如果要号令撤退，何必专门插播一句他们讲楚国方言？如果只有一道悬着的闸门而没有敌军，数万楚军何不在城中放一把火、抢夺一些战利品？
设身处地为子元出主意、不把古人当成傻子，我们认为这实际是郑国人的秘密战线发挥了作用，最终吓退了楚军。《孙子兵法·用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指出间谍有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这类侦察情报人员古书多称为“谍”，如《左传》“晋人获秦谍”，《国语》“谍出曰：原不过一二日矣”。《淮南子·兵略训》：“善用间谍，审错规虑，设蔚施伏，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
军事史专家袁庭栋曾论：“由于同谍的特点是打入敌方内部进行活动，所以，他所进行的活动就不仅是探取情报，只要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可能执行主将所指令的任何任务，诸如在敌人内部散布流言，挑拨离间，收买叛逆，里应外合等等。所以，同谍在古代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广泛的。”（袁庭栋、刘泽模，P140）《史记·魏公子列传》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在这场战争中郑国人既有明显的使用间谍的记录，我们认为“楚言而出”当亦与情报侦察有关。“楚言而出”的主语如杜预所说确是郑国人，他们出兵所效的“楚言”应该就是谍所获得的子元之“阴事”或军事秘密。故此，子元惊呼的“郑有人焉”乃指郑国有非常高明的间谍人才。
此役尚有两处不寻常，一是《左传》中除了城濮之战、邲之战等大型会战，或偪阳之战那样激烈的攻城战以外，似乎很少详记将帅姓名。但在子元伐郑之役中，郑、楚两军并未接战，却完整记录了“子元、斗御疆、斗梧、耿之不比为旆，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不光记了八位楚军将领的名字，连前军、后军的具体部署都摸清楚了。二是春秋诸侯相救，往往经月逾年，因为从派出使者向盟国求救、盟国发兵、援军到达这一系列过程需要耗费较长时日。《左传·隐公五年》就有宋国被郑周联军讨伐、派使者向鲁国求救的记录。子元伐郑之役中，据《春秋》经文“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则救郑的是鲁、齐、宋三国，以处在中程的鲁国计，郑都到曲阜的距离约400公里，春秋军队日行三十里，可知援军赶到郑国需要超过一月的时间。这两点可以佐证我们的观点，正是由于郑国事先获得可靠情报，才有可能提前向盟友派出求援使者，以致楚军退出郑都后，本驻扎在附近想要再度发起进攻，但发现了正在赶来的诸侯救郑之师，不得不“夜遁”。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是成功的情报工作、援军即将到达的预判给了郑国人使用空城计的底气。
最后想谈一谈，为郑国提供情报的间谍之身份。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具有不同寻常的能量，曾多次替国家化解危难。严耕望云：“按郑处天下之中，崎岖强国之间，自春秋时代即常以外交手法周旋于列强之间，操纵国际政治，郑国商人尤为突出，对内促成刑律之铸颁，对外智退强敌之侵袭。其民多知，诚不虚矣。”（P86）弦高犒师的故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无论古今，商人们天然地擅长搜集情报。他们要密切关注商品价格的变化，打听各地物产的信息，有时还需要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情报就显得尤其重要。例如《史记·货殖列传》里的齐国商人刀间善于运用家奴的聪明才智，“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蜀卓氏则是因为掌握了汶山之下为沃野、民工于市而易贾这两条关键信息，主动前往偏远之地，从此经商致富。《孔丛子·陈士义》记载了猗顿发家的故事：“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飢，桑则长寒，闻陶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滋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这也是讲，猗顿如何从陶朱公那里打听到重要的商业消息。
为了迅速运输货物、“逐时而居货”，春秋的商人们有时会使用特别的交通网络。弦高“使遽告于郑”，说明郑国的商人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调用官方的驿站系统。此外，当时还有专门从事运输行业的“重人”，类似今天的卡车司机。《国语·晋语五》：“（晋侯）以传召伯宗，遇大车当道而覆，立而辟之，曰：‘避传。’对曰：‘传为速也，若俟吾避，则加迟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问其居，曰：‘绛人也。’伯宗曰：‘何闻？’曰：‘梁山崩而以传召伯宗。’”同一则故事，主人公在《左传》里被称为“重人”，当由于其大车载重多的缘故。身为大夫的伯宗碰到这位绛都来的司机，特意向他打听消息，这个例子暗示了此时信息的传播方式。
一组周代的玉饰品，作者/拍摄
更可为留意者，春秋郑国的商人与公室之关系尤其密切。《左传·昭公十六年》：
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韩子辞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辞之。”
子产的话告诉我们在立国之初，郑国统治者就定下了发展商业的基本国策。郑国公室与商人世有盟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商人们为郑国的生存和发展作出，故此在面临韩起胁迫之时，子产立场坚决地维护了商人的利益。
像弦高那样有胆识的郑国商人尚不止一例。《左传·成公三年》有一位没留下姓名的郑贾人：“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郧公钟仪被俘虏后，被晋国人“囚诸军府”，荀罃是楚国的重要俘虏，想来看押也是极为严密的。而郑贾人不光能潜入禁地，还打算用狸猫换太子的办法救出这位俘虏，其获得楚人信任的能力、打探情报的手腕均是第一流的。商人谋利而后动。对商业活动来说，监狱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交易场所，荀罃这位俘虏也不是什么商品。郑贾人到那里去，很可能便是受了郑国执政者的委托，卖盟主晋国一个人情。
综合来看，那位在子元伐郑之役中解郑国君臣于倒悬的无名间谍，会不会也是一位杰出的郑国商人呢？可惜的是，郑国执政者虽然善于经营秘密战线，却不能坚持发展经济、壮大自身实力的国策以图改变“土地小狭民人众”的劣势，总是妄想倚靠外国势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总是出太子华这样的败类，终究难免削弱覆亡的下场。
【附录：关于复原郑国都城布局的一些想法】
“郑韩故城平面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城垣周长20千米，城内面积16万平方千米。中有一南北向隔城墙，将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为政治中心，郑、韩两国的宫殿区、贵族府邸等都在西城集中分布。东城为经济中心，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宗教礼仪性祭祀区和郑国贵族墓葬区等。”
——摘自樊温泉《郑韩故城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春秋战国诸侯的都城里，郑韩故城算是保留得较为完整的一座。经过历次考古发掘，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东西两城的格局。下图中黄色线条是已经探明的城墙墙体，虚线则表示不确定的或没有完整发掘的墙段。灰三角表示有城门遗址。蓝色虚线是我们根据刘亚玲等《2017年新郑郑韩故城南城墙发掘简报》推测的墙段。北城门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有水渠、道路、和一段瓮城城墙，考古工作者推测，“水渠有可能就是当时郑国的渠门所在”。（樊温泉，2018）《郑风·出其东门》：“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传：“闉，曲城也。闍，城台也。”我们认为北城门遗址的构造正好符合《诗经》里这段描写，春秋时期郑都城门外当筑有城台、曲城，三者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军事防御体系。
郑韩故城布局图，作者根据历年考古发掘报告改绘
在郑都的城防体系中，南边的桔柣之门和南里一直是薄弱环节。我们推测，桔柣之门并不是如杜注所说的“远郊之门”，而是东城最南端的一座城门，大概位置在图中蓝色虚线上。南里的位置在双洎河（古洧水）南，诸家多无异辞。鲍颖建指出此地“常难以防守，春秋时晋人曾‘败其（郑）徒兵于洧上’，楚人也屡以此为突破口侵郑”（P71），极是。但他认为双洎河北岸、自前端湾折向东的那段城墙并非春秋时期郑国所筑，而是韩国在双洎河东岸另行建造，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图中双洎河北岸的黄色虚线与南端蓝色虚线一起，共同圈住了被称为“南里”的区域。
2017年对南城墙的发掘，探明了蓝色虚线外侧有一条深沟，考古工作者“推测此沟之前可能是一条古河道，此段城墙东剖面南部基槽处的夯土呈上宽下窄的状态，或许就是因其依河而建，流水冲刷所致”。（刘亚玲等，2017）这段新发现的古河道，或许就是湮没在历史中、各家说法不一的溱水故道。《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这位年轻女子邀请南伴去的“洧之外”，应该就是郑国的南里。它处在溱水与洧水之间，水系发达，或许还植被茂盛、人烟稀少，是郑国年轻人春游的胜地。当然，由于远离繁华的街巷、市场，治安也不会太好，这里曾见证郑文公“诱子华而杀之南里”的悲剧。
由于人烟稀少，南里常常被当作战争期间的“缓冲区”。公元前627年，《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将纳公子瑕，门于桔柣之门。瑕覆于周氏之汪，外仆髡屯禽之以献。”公子瑕的战车倾覆在周氏之汪，被名字叫髡屯（髡发罚作苦役）的外仆捡了个便宜。周氏之汪就是周家池塘，类似的还有下文楚师徒涉的“乐氏”可以理解为乐家渡口，这提示我们此地的水网恰好可以阻碍战车行进。公元前572年“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说明洧上的南里在郭城之内，郑国的步兵在此地依托第二道城墙，抵御诸侯之师。公元前547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
冬十月，楚子伐郑，郑人将御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展说，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涉于乐氏，门于师之梁，县门发，获九人焉。涉于氾而归，而后葬许灵公。
南里的城墙直接被楚军摧毁，洧水的屏障也被徒涉而过。幸好师之梁门配备有县门，挫败了楚军的锐气，给外强中干的楚王浇了一盆冷水。面对同样的敌人，郑国执政者与百余年前的先辈们如出一辙，再次采取了“不御寇”策略。所不同者，这次他们放下了悬门，俘获了九名敌人。纯门、师之梁门等城门或许就开在南里北侧的城墙上。
等到公元前468年（春秋晚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南里之一部分已经溢出郭城范围。《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条下补录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郑国君臣预先在南里设下伏兵，诱敌深入，等到知伯集中兵力攻打桔柣之门时，从后袭击，有所俘获。
【参考文献】
袁庭栋、刘泽模：《中国古代战争》，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
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2016年。
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上编·战国时代列国民风舆生计——兼论秦统一天下之背景》，中华书局，2006年。
鲍颖建:《郑韩故城军事防御体系综合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
史念海：《郑韩故城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樊温泉：《郑韩故城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新郑郑韩故城南城墙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