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船帆，人们便有了候风——也就是观测风向的需求。有时“候风”还被当作航行的代名词，《隋书·西域传》说“七戎九夷，候风重译”，就是在揣想远方异族由海路或是（走陆路）随翻译来朝的盛况了。
在《淮南子》《文选·江赋》等古文献和一些史传、诗词中，都曾提到一种叫“五两”的候风用具。《汉语大词典》对此的解释是：
亦作“五緉”。古代的测风器。鸡毛五两或八两系于高竿顶上，籍以观测风向、风力。《文选郭璞〈江赋〉》：“觇五两之动静。”李善注：“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许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唐独孤及《下弋阳江舟中代书寄斐侍御》诗：“东风满帆来，五两如弓弦。”宋贺铸《木兰花》词：“朝来着眼沙头认，五两竿摇风色顺。”
经过我们的考察，发现历史上的“五两”曾根据用途的不同而分为两种形制，《汉语大词典》此条义项应予修订。为称引方便计，用于占卜者，我们暂且定名为“占风五两”，而以“船五两”称呼另一种在舟船上使用、曾通行很长一段时期的测风仪器。我们利用图像证史的方法，准确找到了“船五两”在宋人画作中的形象，并能与历史记载相互观照，促进我们对文献的理解。此外，我们还联系古代名物文化，对“五两”一词的训诂提出了新看法。
一、占风五两之形制
唐代瞿昙悉达《开元占经·风占》载“候风法”云：
“凡候风，必于高平畅达之地，立五丈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竿上，候风吹羽葆平直则占。⋯⋯羽必用鸡，取其属巽而能知时。羽重八两以相八风，竿长五丈以法五音。乌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风，乌为其首也。今按占书云：“立三丈五尺竿，以鸡羽五两系其端，羽平则占。”然则长短轻重惟其适宜，不在过泥，但须出众中不被隐蔽，有风即动，直而不激，便可占候。羽毛必须五两以上、八两以下，盖羽重则难举，轻则易平。时常占候必须用乌，行军权设取便用羽。作葆之法，取鸡羽中破之，取其毛多处以细绳缚内中夹之，长三四尺许属竿上。其独鹿、扶摇、四转五复之风，各以形状占之。”
这与李善注引“兵书”所说形制略同，是一种主要用于“军营”中的风占用具。其制作过程有诸多工序，使用场合也是特定的，具有浓厚的数术色彩。
此种仪器之所以被李善指为“五两”，无非是占书上说候风要“鸡羽五两”。但《开元占经》既已言“以鸡羽八两为葆属竿上”，又云“羽毛必须五两以上、八两以下”，这段文字显系抄撮诸家候风学说而成，让人读起来有自相矛盾之感。总之应该“长短轻重惟其适宜”。唐代一两约合今41克，取最少的五两，合今205克。据《开元占经》所载“作葆之法”，制作时要花很大功夫把羽毛从中剖开，然后用细绳捆紧、串连起来“长三四尺许”。唐代常用尺合今30.6厘米，系在高竿上的“五两”长度可达一米多。
古人如何使用这种占风五两呢？李淳风《观象玩占》认为：“凡候风，须筑台高二十四尺，于上设竿，令其四达无隐，则远近皆克知无隐矣。”《开元占经》也说“必于高平畅达之地”“须出众中不被隐蔽”。羽毛种类的选取也富有巫术色彩，最好是乌鸦羽毛，因为乌鸦是“日中之精”，在巢居的鸟类中最善于知风。取鸡羽则是因为《说卦》云“巽为鸡”“为风”，鸡和风在卦象上有神秘的联系。从《开元占经》上下文可以知道，这种候风仪器并不是用来观测风向、风力的，而是考察其翻飞之形态来判断风的吉凶类型。“候风吹羽葆平直则占”，更说明风力须达到一定量级，让长条状的羽葆呈水平直线才开始占卜。
占风术之目的，要以《史记·天官书》说得最为明白：“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昳，为稷；昳至餔，为黍；餔至下餔，为菽；下餔至日入，为麻。” 早期的占风术是为农业活动服务的，其观测标准主要是风的来向、疾徐和持续时间。秦汉时期“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西汉人魏鲜的占风术固定在腊明、正月旦。到唐代李淳风的占风术则是用五音六属之法，根据风向预测国家大事、自然灾害，和航运活动无甚联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候风之术已逐渐被人们抛弃，但在封建王朝的天文机构里还保留着类似的设施。华湘《陈言修省以消天变疏》说：“窃睹本监观象有台，候风有竿。”则明嘉靖年间钦天监尚有用于占风之五两。
总之，占风五两的用途局限在占卜，其形制亦有特殊性。我们很难想象在古代的帆船上植立着一根五丈长竿，也很难想象李白们会望着上面拖曳的鸡毛尾巴，吟出“东风满帆来，五两如弓弦”的诗句。
二、图像证史的尝试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细记载了当时客舟的行船方式：
篙师跳踯号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终不若驾风之快也。……其立竿以鸟羽候风所向，谓之五两。大抵难得正风，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张之能顺人意也。
这里在船上使用的候风鸟羽也被称为“五两”。《文选·江赋》“觇五两之动静”五臣注说得更为清楚：“五两，鸟毛为之，置樯竿之上以候风也⋯⋯看五两之动静则长风增扇。”因知中古时期此物甚为常见。由于木质樯竿和羽毛都是易腐蚀的有机质，考古资料中尚未发现直接证据。退而求其次，我们或可从传世画作中寻找其踪迹。
图像史料是西方历史学界早就运用的一种资料，近年来国内艺术史等学科也引入了这种方法，在资料来源清楚（并非伪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谨慎地使用图像证据来完善历史认识。宋画中有一些以舟船为主题的画作，较为写实地描绘了当时各种航运条件下的船只。我们从中截取了四个画面：
图1 《清明上河图》一
图2 《清明上河图》二
图3 《江天楼阁图》
图4 《江帆山市图》
除了大家熟知的《清明上河图》，《江天帆影图》现藏南京博物院，据介绍此画原藏清宫大雅斋，“从技法、构图、绢质来看，为北宋时期的作品”。《江帆山市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闻先生说：“应该是接近北宋燕文贵（活动于10世纪末）时代的作品，约作于1100年。”考古出土的宋代木船，其独桅、方形船头、平衡舵等构件都见于上述画作，足以映证其准确性。
循着唐人李周翰和宋人徐兢指出的方向，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认出图1—3三个画面中放倒的、正在竖起的桅杆顶上柔软细长的“船五两”。《清明上河图》和《江天楼阁图》里的“五两”不像家鸡羽毛，很可能是雉鸡的尾羽，后者长度可达一米以上，符合画作中接近人身长的比例。经我们实测，雉鸡尾羽较为柔韧，对风十分灵敏，在微风吹拂下即可呈现出袅袅飘拂之形，易于观察者了解风向、风力。至于图4《江帆山市图》中的“五两”，更象是某种长条状的纺织物，系扎在桅杆顶部，此时正在微风吹动下缓缓舒张。不论是细长的鸟羽，还是条状布帛，船五两发挥的测风作用都是很显著的。
我们注意到，图3中除了桅杆顶的帚形船五两，船尾还插着一根竿子，其顶端同样有帚形物，中上部则有羽葆一类的东西，以及飘拂的幡旗。它当然也是用来占测风向的。北宋张耒《罔沙阻风》诗：“大江春风浪如屋，客舟迎风罔沙宿。⋯⋯南人艇子不避风，横江五两翩翩去。”这是讲江上起了大风，行船纷纷卸下了船帆，靠风力驱动的客舟只好停泊在罔沙等待。但南人的艇子还可以靠人力划过江，诗人记录下那船上五两随风翩翩起舞这一幕。他在《离泗州有作》中又说：“舸大艑来何州，翩翩五两在船头。”表明他所见到的五两的位置并非在桅杆高处，而是立于船头。故此，我们将《江天楼阁图》中由长竿、幡旗、羽葆、帚形物组成的测风器，也判定为船五两的一种。宋人韩元吉的诗里边寻得到它的踪影：“峡船一息且千里，五两竿头见幡尾。”陆游《将至京口》：“船头坎坎回帆鼓，旗尾舒舒下水风。”两句诗都是说乘船顺长江而下，水势迅急。即便江上本无风，由于带动空气流动的关系，五两竿头的幡旗也会飘拂而起。
以上三种船五两形态各有差异，所在位置有不同，但都是用来占测风向的，其特点是对风力灵敏，有风即起，不必等到大风将之拉到水平线上。无风时，则如卢纶《送浑别驾赴舒州》诗所云：“江平芦荻齐，五两贴樯低。”
三、文学作品与史传记载的候风仪器
西汉《淮南子·齐俗训》：“故终身隶于人，辟若俔之见风也。俔，候风者也，世所谓五两。”许慎注：“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说明在西汉时已有五两一词，而又源出颇有舟楫之利的楚地，或许这正是船五两的最早记载。
南齐释宝月《估客乐》诗云：“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竹林的轮廓是下小上大，在风力作用下竹枝摇曳多姿。船五两由于多用鸟羽，其翮部捆扎在桅杆上，松散的末端自然也表现为类似竹林摇曳的姿态。
无论“五两”形制如何变化，鸟羽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古诗词中又有“樯乌”“风乌”这一典故，系从木质或铜铸的相风乌而来，杨晓斌先生考之甚详。梁刘孝威《乌生八九子》诗列举以乌鸦为主角的事典，有“灵台已铸像，流苏时候风”之语，已视乌鸦为风占之象征物。相风乌本是宫观、帝王卤簿中富有数术色彩的候风仪器，而后遂成为与航行有关的典故，意指樯竿上安装的乌鸦形木雕，如南朝刘删《泛宫亭湖》：“樯乌排鸟路，船影没河宫。”阴铿《广陵岸送北使》：“亭嘶背枥马，樯转向风乌。”此种描绘究竟是虚典还是实写无从得知，但据唐代李绅《移九江》诗：“五两剧奔星，樯乌疾飞鸟。”五两和樯乌对举，可知二者并非一物，船五两的形态如流星曳有长尾，而所谓“樯乌”者颇肖飞鸟之形。也有将二典融铸为一者，刘禹锡《淮阴行五首·其一》即云：“好日起樯竿，乌飞惊五两。”
由以上考辨诸端，可知船五两多为松散的鸟羽，极易燃烧。《金史·完颜宗弼传》：“世忠分舟师绝江流上下，将左右掩击之。世忠舟皆张五緉，宗弼选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着火箭，皆自焚，烟焰满江。”“五緉”即“五两”，南宋航运发达，水师战船也安装了用于辨识风向的候风鸟羽，不料竟被敌人当成了绝好的引火物。
因其位置在帆樯之上，“五两”有时亦被用来转指船帆。北宋末的周紫芝《三月五日晚霁大风》诗：“皇天恶料风忽颠，贾客仓黄回五两。”至明清人诗中，则多用此义。明代李梦阳《咏潇湘八首·远浦归帆》谓：“秋风五两席，点点聚复散。”清人宋荦《西城别墅诗为王清远赋十二首·石帆亭》：“不挂五两去，聊爱群峰青。”明清画作里边也几乎寻不见樯上鸟羽的踪影，反倒多见一种缚于桅杆顶的小旗，即承图4的“船五两”演变而来。
清代航海史料《中山传信录》卷一记载当时官船上的船员配置，云：“正副鸦班二人，主头巾顶帆大桅上一条龙旗及大旗。”从卷前《封舟图》来看，所谓一条龙旗就是带柄的三角形小旗（柄末端系于主桅），与石涛《山水册页》所画大船桅顶的幡旗形制略同。鸦班之名，正是来自“相风乌”的传说，这一组船员应该是专司观测风向、指挥升降船帆的。清代俗语辞书《谈征》记载：“（綄）今人以鸡羽为之，重五两，系于樯尾，以候风也。”说明其时仍有用鸡毛制作船五两的遗俗。细审《封舟图》，三根桅杆顶部均描绘了数支羽状物，或是孔雀翎。封舟是搭乘清朝册封琉球使臣的官船，此等物件应为摆阔的装饰品，鸦班的职司只有一条龙旗及大旗而无五两，便是明证。
综合若干文献，可考定船五两作为候风仪器，始见于西汉，自南朝讫至唐宋曾广泛应用在舟船之上，元明以后逐渐为一条龙旗等新式装置所取代，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固有民俗让步于实用需求的趋势。《谈征》所记与封舟图像资料，是以鸟羽候风之习俗仅见的近代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