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由广东美术馆和徐悲鸿纪念馆共同主办的“往来千载一悲鸿：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展览将于3月1日中午12时正式对公众开放。

　　《奔马》《愚公移山》《九方皋》《泰戈尔像》《箫声》……这些作品都是画家徐悲鸿笔下的代表作，此次70余件传世名作来到广东与观众见面，其中多件珍贵的国家级文物是首次出京赴粤，还有难得一见的书稿、信札、历史影像，带你走进艺术巨匠徐悲鸿的艺术人生。

　　“重访”徐悲鸿

　　本次展览是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首展。徐悲鸿作为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枢纽人物，其艺术实践始终贯穿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逻辑。从史诗性主题创作到寓言式图像重构，从笔墨语言革新到意境表达的突破，他开创了中西艺术融合的现代语法体系。展览以徐悲鸿的艺术人生为轴，通过徐悲鸿的“江南徐生：启蒙、求学与艺术蜕变（1895-1925）”“生于忧患：艺术教育与家国情怀（1926-1936）”和“自强不息：民族责任与美育思想（1937-1953）”三大历史切片，结合73件代表作品与大量文献的互文性叙事，深度解码徐悲鸿的“艺术救国”理念与“写实主义”方法论的时代生成机制。

　　展览总策划人、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介绍，在全球化与在地性张力加剧的当下，“重访”徐悲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该展览既是对徐悲鸿艺术的深入研究，亦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战略的学术呼应，是首次在我国南方地区系统展出徐悲鸿的艺术成果。

20世纪50年代初，徐悲鸿创作油画《毛主席在人民心中》

　　徐悲鸿传达出的艺术情怀是对传统与创新的深刻尊重与融合，他倡导“艺术为人民服务”，强调艺术应反映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从对传统笔墨的现代转化到对西方写实技法的本土调适，徐悲鸿的艺术实践始终贯穿着文化自觉与创新意识。这种开放而自信的探索路径，既呼应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诉求，也为当代人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国际视野。

　　追寻徐悲鸿艺术成长轨迹

　　进入1号展厅，该展区展示了1895年到1925年“江南徐生”徐悲鸿从传统艺术启蒙、东瀛游学到巴黎深造的艺术成长轨迹。

　　传统笔墨的章法与意境构筑了徐悲鸿最初的艺术追求，这一阶段的作品虽具程式化特征，却为其日后融通中西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步入上海美专后，多元艺术理念的冲击开阔了其创作视野。留学日本期间，西方艺术的独特魅力令其作品开始呈现对光影、透视与动态表现的初步探索。法国求学时期是徐悲鸿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在巴黎，他系统研习西方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技法，完成了造型与构图的全面训练，与罗丹、马蒂斯等大师的切磋，令其深刻体悟艺术的多元开放特质。这段经历促使他认识到唯有融汇中西，方能实现艺术的自我革新。

徐悲鸿画作《箫声》80×39cm 油画 1926年

　　在展厅中，可以看到徐悲鸿留法期间创作的代表性人物肖像油画《箫声》，画面中的青年女子为徐悲鸿的第一任妻子蒋碧薇，她侧身而坐吹箫，神情似若有所思。1926年，蒋碧薇打破封建婚姻枷锁，随心爱之人远赴法国留学深造，刚到法国的夫妇二人由于经济条件拮据、生活艰难，徐悲鸿的不少作品皆是描绘这位身边人。

　　王绍强表示，徐悲鸿的留法经历是近代中国艺术家留学潮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当时中国艺术家追求艺术真理、探索艺术新路的迫切愿望和社会意义。徐悲鸿的艺术生涯展现了素描、油画和中国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艺术形式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时的照片

　　在展厅，观众还可以看到《狮吼》《奴隶与狮》《狮子》等多幅以狮子为描摹对象的速写。据介绍，徐悲鸿十分喜欢画狮，1921年至1923年期间，徐悲鸿旅居德国柏林，天气晴朗时，必去动物园写生。

　　徐悲鸿之孙、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主任徐骥表示，纵观徐悲鸿艺术生涯，对狮子的描绘从未停止，随着祖国情势、个人情感的变化，狮子这一艺术形象，逐渐由浪漫主义描绘转为现实主义刻画，由个人热情升华成对家国情怀的寄寓。

徐悲鸿画作《会师东京》113×217cm 中国画 1943年

徐悲鸿画作《侧目》 111×109cm 中国画 1939年

　　徐悲鸿作品中的家国情怀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徐悲鸿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厚的爱国情怀，成为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奠基者之一。他的艺术理念、教育贡献，以及对中西艺术融合的探索，都对当时的中国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悲鸿不仅为中国画的改良，中国现代艺术的民族性与本土化，提供了一种基础坚实的风格样式，更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徐悲鸿画作《愚公移山》144×421cm 中国画 1940年

　　在此次展览中，徐悲鸿的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该画作是1939年11月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于1940年7月完成画作，以遒劲笔触描绘了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

　　徐悲鸿的艺术革新始终贯穿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通过《愚公移山》等主题创作，将西方历史画叙事传统与中国士人精神传统对接，构建起兼具现代国家意识与传统伦理价值的表达范式。徐骥表示，“徐悲鸿于欧洲学院绘画体系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所需的内核精神——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并以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投身到文化启蒙运动中。”

徐悲鸿画作《奔马图》93×61cm 中国画 1942年

　　除了《愚公移山》，徐悲鸿最震撼人心的还是他创作的“马”，在3号展厅中的《奔马图》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中国传统画马大都是近于工笔的画法，且马匹温良肥腴，而徐悲鸿不再斤斤计较于马的皮毛的细致描绘，在准确素描的基础上，用粗毫大笔，将马的奔放不羁的精神予以再现，笔墨淋漓，开创了中国画史上写意画马的先例。

　　抗战时期，徐悲鸿的艺术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历史转向，其将写实主义的视觉语法转化为民族救亡的视觉修辞，《奔马图》系列中解剖精准的骏马造型与疾驰动势，既构成西方造型体系的完美实践，又隐喻着民族突破困境的精神图腾。

徐悲鸿画作《自画像》70×49cm 油画 1924年

　　徐悲鸿在法国的学习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回国后，他积极参与中国美术教育工作，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美术学院（现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任教，推动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他提倡“写实主义”教学，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对中国艺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次展览展出至2025年6月15日。

　　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