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南方网、粤学习推出“百廿光影 广东印记”专题。第一期,回溯广东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留下的故事。中国电影的120年光阴中,广东的贡献远不止于几位名家、几部佳作,而是以岭南美学和文化底蕴,持续参与塑造中国电影面貌。
为中国电影立心
在中国电影的拓荒年代,一群广东人成为了先锋。
中国电影史的第一页写在北京,但故事片叙事灵魂的起点,与一位广东电影人密不可分。1905年,京剧《定军山》的胶片转动,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八年后,广东人郑正秋与张石川合作,拍摄了《难夫难妻》。这部短片的意义,远不止于“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更代表着一种自觉的创作观念登上历史舞台——电影,可以且应当成为改良社会、启迪民智的工具。



郑正秋故居
作为从剧评家转型的拓荒者,郑正秋深谙以观众为核心的重要性,主张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教化社会”的工具。在批判包办婚姻的《难夫难妻》之后,1922年,他与张石川合作《劳工之爱情》(又名《掷果缘》)。这部20多分钟的滑稽短片,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巧妙的镜头语言,展现了对市井平民生活的关注,成为中国早期类型片探索的重要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郑正秋不仅能“导”,也能“演”,他在《劳工之爱情》中扮演了“祝郎中”。 
《劳工之爱情》海报
《劳工之爱情》仍偏“娱乐”,1923年上映的《孤儿救祖记》则贯彻了郑正秋的“改良社会”主张。这部包含“宅斗”“复仇”元素的作品,在表演、叙事方式上都更贴近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摆脱了对西方电影的模仿,形成了本土电影的创作风格。在“改良社会”的共识下,明星公司出品了一系列以言情为外壳、直指社会痼疾的影片。《玉梨魂》抨击守寡旧俗,《最后之良心》批判童养媳制度,这些作品在市场上大获成功,确立了郑正秋和明星公司在影坛的地位,更在娱乐中埋下了社会批判的种子,是中国早期电影现实主义传统的雏形。 
《渔光曲》海报
如果说郑正秋擅长通过家庭伦理悲剧反映社会问题,那么蔡楚生则将岭南人的家国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淬炼成史诗,并推向世界高度。蔡楚生来自广东潮阳,在明星公司时期,郑正秋为蔡楚生提供了最初的创作平台。在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郑正秋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继承与发扬。《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让世界影坛听到了中国电影的声音。 
《桃李劫》海报
在群星闪耀的广东影人中,陈波儿是极为特殊的全能型人物。她不仅是杰出的演员,更是坚定的左翼文艺活动家、编剧和新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作为演员,她主演《青春线》《桃李劫》等电影,并主唱《桃李劫》主题曲《毕业歌》。从《桃李劫》中控诉社会的知识女性黎丽琳,《生死同心》中在斗争中成长的进步女性赵玉华,到投身革命洪流,陈波儿以演员、编剧、电影部门领导者等身份,推动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
广东力量在当时的台前幕后都举足轻重。在导演与编剧们构建电影思想骨架的同时,广东的演员们则以精湛的技艺、动人的风华,为中国电影的银幕赋予了血肉与灵魂。 
《神女》海报
广东女演员阮玲玉在《神女》与《新女性》等作品中延续并深化了对底层社会的关怀,聚焦女性在旧社会结构中的压迫与挣扎。在吴永刚执导的《神女》中,阮玲玉饰演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母亲。她用细腻而富有层次的表演,诠释了这一角色的双重身份与巨大痛苦,感染力穿越时空。
另一名广东女演员胡蝶,则是横跨默片与有声片两个时代的传奇“电影皇后”。她主演的《歌女红牡丹》等,呈现了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女性的复杂情感与现代意识。
为时代变迁作传
新中国成立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成立,让岭南电影传统有了稳固的家园,并开始系统性地塑造其独特的美学风范。 
《南海潮》海报
珠影的早期创作,一方面承接了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如蔡楚生执导的《南海潮》,以史诗笔触描绘南海渔民的革命斗争史;另一方面,也是更具生命力的一面,是其对岭南市井生活的生动捕捉与喜剧化表达。 
《七十二家房客》海报
1963年改编自上海滑稽戏的《七十二家房客》,在粤语化改编后大放异彩。影片将故事背景移植到民国时期的广州,西关大屋、茶楼、充满俚俗智慧的粤语对白,展现了生动的南粤市井风情。它用幽默的手法描绘小市民的艰辛与乐观,喜剧风格和地域色彩影响深远。

《雅马哈鱼档》海报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广东电影的创作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广东电影人凭借敏锐的嗅觉,记录时代变革。《雅马哈鱼档》轰动全国,影片以明快的节奏、鲜活的生活气息,直接对准广州个体户的创业生活,记录了人们的憧憬、奋斗。影片中浓郁的广州街景、新潮的服饰和生活方式,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活标本”。此外,珠影也推出如《海外赤子》等充满家国情怀的电影。影片通过华侨子女归国投身建设的故事,将个人命运与民族情感紧密结合,插曲《我爱你,中国》传唱大江南北。 
《联手警探》海报
不仅珠影硕果累累,深圳影业公司等新兴力量也在改革开放前沿迅速崛起,共同拓展了广东电影的创作版图与美学探索。1985年,该公司出品的、张良执导的《少年犯》直面青少年犯罪问题,以罕见的纪实风格引发全国性讨论。此后,深圳影业公司推出《联手警探》《花季·雨季》等一批关注现实、立足都市的作品。于荣光、宁静等今天仍为观众熟悉的演员,在《联手警探》中留下青涩的面孔。
广东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突破了传统叙事框架,将镜头对准沸腾的生活现场与鲜活的个体命运,形成了“直面现实、贴近生活、勇于创新”的创作理念,成为影响深远的“岭南新浪潮”的先声。“南方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务实,有非常强的对现实的关注。”谈及对广东作品的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贾磊磊总结。
从郑正秋“影以载道”的初心,到广东电影人镜头下的市井史诗,广东电影创作在半个多世纪中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拥抱鲜活的生活。这份深沉务实、敢于入世、勇于创新的“岭南基因”,深植中国电影的精神血脉,也为接下来的故事埋下了充满生命力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