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专号：
20世纪是世界史上波澜诡谲、矛盾迭出的100年，既有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热潮，亦有铁幕高降的全球冷战与局部热战，还有那涓涓细流、百川到海般的个人生活史……回望20世纪，有学者提出“漫长的20世纪”、“短20世纪”等相关概念，也有人侧重于讲述“被遗忘的20世纪”。那么，你的切身体会或理性感知又是怎样的呢？请以“回望20世纪”为主题，既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可以一抒白云苍狗之感，或是重温几个难忘的生活碎片……总之，请不拘一格地谈一谈你的看法吧。
“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
——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20世纪结束的时候，我才不到2岁，早年对上世纪的看法，自然也就来自于长辈们的家常里短。印象中，爷爷时常沉默，而奶奶总要谈到80年代之前的诸多不易，那些陈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总是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父母辈也往往追忆幼年生活的艰辛，农家的孩子总是吃不饱饭，天还没亮便要上山割草皮、喂猪，农忙时还有帮忙种地，并需兼顾自己的学业；而90年代以来大家又是怎样勤恳地工作、养家，以至于有了今日来之不易的生活……“要感谢邓小平”，长辈们常常以这句话为那段岁月作结，可当他们追忆并不久远的过往时，我隐隐觉得往事并非“艰辛”二字可以概况，而是仍包含着纷繁复杂甚至不乏温暖的记忆。我对他们的讲述也较为隔膜，毕竟情随事迁，人间早已沧海桑田，而自己在人生中遭遇的艰难与困惑，似乎也难以与之形成共鸣。
本科就读于中文系后，对20世纪的理解更多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虽然这也只是二手经验，但那些人与事、情与物似乎总要使我沉思或感怀。我开始从阅读中建立自己对于20世纪的大致认知，但坦白说，我所读到的20世纪是暧昧诡谲、多线并行的，而亲历者们又往往讲述各有差异甚至截然对立的故事。使我感到最难以清理和判断的便是20世纪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实践造就的巨大分裂，接下来愿以我所了解的鲁迅与胡适作为切入点，简单地谈一谈我对相关问题不成熟的看法。
鲁迅与胡适是两位被反复讨论的“文化巨人”，相关探讨往往关涉着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诸多重要问题。历史地来看，不论“崇鲁贬胡”还是“崇胡贬鲁”，总会折射出某些时期特定的时代风气和意识形态诉求，比如“崇鲁贬胡”最极端的时候是共和国前三十年；“崇胡贬鲁”则在1990年代以降形成了一定的风潮；今天有许多人不喜欢胡适，骂他是卖国的公知，这也与21世纪后冷战格局下中国的政治、经济语境，与近年来民族主义话语的强势以及对美国的祛魅等诸多因素有关。有些论争显然并不只是纯粹学术性的探讨，而是试图借助鲁迅与胡适来阐发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见解与现实焦虑，各浇块垒，借古论今。
近来读了孙郁老师的《鲁迅与胡适》，他在书中不吝笔墨地表达了他的许多个人体悟、见解，有助于让读者对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与社会形成一些较为感性的认知。孙老师研究鲁迅很多年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总体评价有些高于胡适，这应该也比较符合文学研究界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孙老师这本书里有一些论述有些简化和理想化，但大体而言可能也算相对公允？不过这两年读书的时候也开始有意识地提醒自己，知识并不是客观的，叙事必然会受到叙事者的个性趣味、知识结构及其所处的时代思潮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所烛照，也有所遮蔽，我自己接下来的这番论述自然也是如此。
鲁迅与胡适是不好比较的，二人在性情、趣味、生命体验、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鲁迅留学日本，接受更多的是日俄方面的精神资源，谈到鲁迅，我们一般会提到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莱夫，包括他左转后受卢那察尔斯基、托洛斯基等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日本方面，则涉及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作家，以及理论家厨川白村等。胡适则远渡美国，在学术上师承杜威，文学方面也主要受到英美文学理论的熏陶，比如1918年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同时刊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理论文章《论短篇小说》，从这两篇文章即可看出二人个性气质、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差异，很明显胡适是受到当时美国比较流行的短篇小说理论的影响，胡适的诗歌主张与创作，也有学者认为与英美“意象派”诗歌有诸多相近之处。
在政治方面，孙老师书中引用了瞿秋白以鹦鹉振翅救火讥讽胡适的一段话（《王道诗话》），我想起有一篇论文就叫《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形象地概括了鲁迅与胡适对国民党政权的不同态度。谈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日俄派”与“英美派”留学生的区别，前者多倾向于激进的革命，后者往往更推崇温和的改良，这两种相异的现代化路径与日俄英美各自的政治传统、国际地位和历史际遇等因素有关，晚清民国时期的状况更接近于日俄，不过后来中国的革命对日俄道路既有借鉴，亦有反思。
鲁迅与胡适都极富话题性，我记得有学者对旷日持久的“胡鲁之争”不耐其烦，他说，没听说过欧洲人为“要堂·吉诃德还是哈姆莱特”而争论不休，也没听说过俄国人说“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要托尔斯泰”，近代中国好不容易出现了胡鲁二位“巨人”，为什么在许多人的眼里总是一山不容二虎呢？
我个人读得更多的是鲁迅的作品与相关论著，其实自己也曾有站队的思想，对胡适完全排斥，后来多了解了一些历史，看了鲁迅研究者自我反思的一些文章，读了罗志田老师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等等，才慢慢意识到要保持自省，尽量看到各人的优点与局限，以及各人社会角色、自我定位的差异。我个人很欣赏钱理群老师的一个讲法，他大致是说，“精神界之战士”对鲁迅来说既是自我定位，也是自我限制，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做到“片面的深刻”，一个人在有所追求的同时，势必也会相对忽略其他方面的价值，即便是鲁迅也不例外。
我觉得这段话特别好，因为鲁迅如此，胡适亦然，他们或许是两棵参天巨树，但文学和世界却是远为广袤的森林，只有在回到具体语境，并对历史中的各种人物都尽量抱以“理解和同情”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一种“参差对照”的史观。仅从胡鲁二人来看，我们也能一窥20世纪发端时期的多重面孔，它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一种暗潮涌动、众声喧哗的状态。汪晖老师在他的名文《预言与危机》中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内部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诸种学说，“五四”一代只有一种“态度的同一性”，并没有建立一种为诸人共同认可的思想体系。我个人觉得汪老师的话是有道理的，从鲁迅与胡适这两个个案我们也能较为直观地看到20世纪初思想文化界内部的多元路径。
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鲁迅与胡适对社会进化论以及对彼时以英美为标准的现代文明何以产生迥异的观点。严复1898年翻译的《天演论》是晚清民国非常流行的一部“经典”，激发了无数知识者革新求变的雄心。1901年鲁迅在浙江矿路学堂求学时就读到了这篇文章，并深受震撼，但鲁迅对进化论的观点应该还受到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影响。章太炎有一篇文章叫《俱分进化论》（1906年《民报》第七号），认为社会的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这种“俱分进化”的思想是更为辩证的，也多少与鲁迅的生命体验和社会观感相合。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为社会进步而奋战，但在其思想深处却也有对进化论的质疑，比如他说在所谓的“黄金世界”里也依旧有苦痛与血泪。
而更深刻的是，鲁迅还看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两面性，一方面，这种思想有助于激励落后国家奋发进步；另一方面，从鲁迅的一些文章，比如《破恶声论》、《玩具》、《最先与最后》就可以看出，他更为关注的是“弱者”，是和中国一样同病相怜的波兰、印度等相对落后的弱小民族国家，鲁迅格外强调的不是要像英美那样“以优胜为荣”，而是要“不以落后为耻”，不能嘲笑甚至侵略与当时的中国同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我有时看到现在网上谈到印度就说他们是“印度阿三”，充满嘲讽和敌视，真的有恍如隔世之感。在我看来，鲁迅的“不以落后为耻”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遗产，日后毛泽东、周恩来的一些表述，包括反霸权、不称霸、不结盟政策等等，其实蕴含着类似的道理。作为对比，不妨反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黑船来航”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明治时期的代表性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非常具有进化论色彩的“脱亚入欧”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优胜劣汰”的思想给20世纪的东亚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怎样深重的灾难。
在这方面，胡适的思考更为简单。胡适也看到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不足之处，认为西方世界还并没有达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境地，不过他相信西方国家是在不断自我纠正和进步的。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有其内在悖论，其一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它更多体现了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念，比如崇拜理性主义、进步学说和实用主义，相信科学技术能够造福人类等；其二则是审美现代性，它不满现状、反叛社会，对前者采取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尤其体现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如果说胡适的主张大体不超出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范畴的话，鲁迅则更深刻地抓住了两种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与矛盾，并进一步左转。从艺术反叛到社会批判，这在文艺界是很有意味的现象，比如学界一般认为民国时期最优秀的现代派诗人穆旦倾向于自由主义，但我觉得穆旦的思想里也蕴含着左翼底色，至少算是革命的“同路人”，例如他的《五月》一诗中有这样几句：“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而在世界范围内，艺术激进、思想左倾的艺术家也并不少见，比如法国的萨特、加缪，德国的布莱希特，还有日本动画导演宫崎骏、高畑勋、押井守等，当然，他们与时政的关系也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
就政治光谱来说，胡适信奉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他更青睐以英美为标杆的西方现代体制、文明，认为这才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但胡适并非崇洋媚外的“汉奸”，你可以批评他的思路有严重的缺陷，却不能否认他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华文明的出路问题殚精竭虑，并且，对其思想的批评也并不意味着左翼的道路必然永远正确，因为不同的发展路径往往既有优势，也有教训。更为公正地说，鲁迅与胡适的思想恰恰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或许我们可以不把问题想得那么绝对化、对立化，而是更多地结合近现代史和更为确切的问题去理解这两种思路的适用性与不足之处。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试图弥合“左右之争”，提出了“自由主义左翼”和“左翼自由主义”等概念，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与批评，许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文化、学术、教育，这是胡适不懈耕耘的园地，也是他“再造文明”的路径，他是真相信并且实践着科学、民主救国之理想的，如果我们推己及人地代入其中，会发现这其实也是非常不易的追求。而鲁迅却对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救国路线非常怀疑，他觉得过分强调文化、学理也是一种偏颇。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较为抽象的“民主”与“科学”并不完全深信，而是有更为辩证的看法，他在1930年代转向左翼以后，也并不以左翼的政治和文化资源作为全部的依托，而是仍然葆有一定的质疑。鲁迅与胡适一直都在面对20世纪的分裂，但不同的是，胡适大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自我，相信自己并勇往直前，鲁迅却把外部世界的种种矛盾引入内心，不断质询着自己的选择，反诘着自己的灵魂。
我觉得鲁迅似乎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他完全信赖的具体方向或者路径，或者说在他看来并不存在完美的理念和实践，也不存在能够一次性解决中国面临的难题的方法，这是鲁迅的深刻之处，也是他始终感到苦闷甚至绝望的原因。很有意味的是，鲁迅虽然悲观、多疑、嫉恶，却又对人间怀着极为深邃的信念与爱意，他说“创作总根于爱”（《小杂感》），他凭借爱来抵御漫长的黑暗与虚无、分裂与孤独。
胡鲁两人当然也有诸多共通之处，比如胡适曾有一句话来形容他对自身婚姻的态度：“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罗志田老师认为这多少昭示着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宿命。但仔细想想，不论是胡适、鲁迅，还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世界上都有非常多需要我们去担负、去忍耐的事情，“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种忍耐不一定是怯懦，或许也意味着自觉的坚韧与苦涩的坚守吧。
但在我看来，或许更为困难也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尊重历史复杂性的同时，追问二者所代表的分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延续。每个人都必然据有一定的立场，对立场的坚守也很重要，但我觉得立场不能凝固为绝对化的先入之见，也无法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程光炜老师曾说：“当历史的一切还未‘尘埃落定’”，我们就这么着急地作出判断，“它会不会暴露出也许并不是我们这代人就能解决的另一些问题，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把握”，这句话也让我深有同感。我觉得自己离20世纪太接近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又过于遥远，历史的记忆与遗忘同时交织在我的身上，使我自己的内心也感到无尽的不安与分裂，而20世纪也依然延续着它的诸种矛盾，并持续不断地生成、变化。
一切的一切，其实远未盖棺定论，但对过去的陈述却是必然的，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只能在时间的河流中尝试着打捞残影，各自编织起令人信服的叙事，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自我的稳定，从而抵御岁月的侵蚀。人们往往自诩，“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但是每个人面对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过去”，想象的也是不一致的“未来”。并且，谁又能够保证再过百年，那些斩钉截铁的言论未能“流芳百世”，而是作为一段不值一提的过往堆在无人问津的博物馆里，或是又一次被“时间”这一庞然巨物无情地碾为历史的尘埃？我觉得自己能做的，只是在下笔之前更多地诘问自己，对于我所讲述的东西，是否还能继续商榷，是否仍使我有些许不安，又是否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另一部分发自内心的困惑与犹疑？
从1949到1978，从1989到2022，我们面对的仍是一个纷繁复杂、高度分裂、难有共识的中国，我有时觉得“鲁迅”们与“胡适”们的身影一直活跃在社会公共事件之中，二者难以调和、对话、互补，而是非常激烈地相互碰撞、冲突，“参差对照”的史观依然没有成型。从这一角度来看，20世纪仿佛格外漫长，“大和解”的日子也远远没有到来，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必须面对民族内部的大分裂，尝试着平衡好“鲁迅”与“胡适”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带着20世纪厚重的遗产负重前行。
2022年3月初于广州
本文由读书会发言稿修改而成
本文作者风立，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在读，捕风活动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