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正是在自我丧失与自我欺骗的共同裹挟下在趋同与虚假的“自我确立”中无限循环。至此，自由似乎已不再是值得讴歌追逐的理想，而是成为人类无可挣脱的悲剧性宿命。

　　艾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追问法西斯极权主义如何在追求自由的现代文明中生根落地，进而扩大思考作为一种积极力量的心理因素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作为著名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其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这本小册子是弗洛姆整体思考中的一部分，在这本书中，他将研究范围缩小集中在“自由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他认为对现代文化和社会危机最为要紧的问题。弗洛姆的行文深入浅出，思路清晰，配合翻译流畅，十分好读。

　　自由与孤独

　　1847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创作了一首短诗，用生命与爱情相称表达自由追求的至高无上。纵观人类历史，无数的革命战斗、流血牺牲皆以此为信仰，人类为谋求自由和幸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当法西斯主义将罪恶的战火烧遍被许诺自由民主的20世纪大陆，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理性文明的自信被剧烈地动摇乃至摧毁，所有人都在试图弄清这场灾难背后的原因。

　　不同于通常研究法西斯主义诞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做法，社会心理学家将人的因素作为首要的观照对象。弗洛姆试图弄清究竟为何原本热爱自由的人们选择逃避自由？是什么让数千万法西斯国家人民走向了自由的另一面——渴望臣服和贪婪权力。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艾里希·弗洛姆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原则。既然这本书重在分析整个社会进程中精神因素的影响，个人与社会如何产生联系就会成为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个点上，弗洛姆与弗洛伊德观点相左。弗洛伊德对人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解类似市场交易的双方——人有诸多本能欲望，而社会对欲望进行满足/压抑，在此情况下，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对静止的、孤立的和不具有主动性的。社会心理学则发现了其中动态和积极的一面，认为人性（欲望、情感等心理因素）本身就是社会进程的产物，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创造出新的历史，社会心理学的目标就在于“阐明作为社会进程结果的激情、欲望、焦虑是如何变化发展的，而且要揭示被塑造成特殊形式的人的能量又如何反过来变成生产力、塑造社会进程的”。以上是弗洛姆的讨论前提。

　　回到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导致了逃避自由？

　　为了更好阐释原理，弗洛姆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将人类与自然的联系比作儿童与母亲的始发纽带，儿童的成长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切断纽带走向“个体化”的进程。通过这个比喻，弗洛姆提出了本书的重要观点——“个体化和个人自由辩证过程的整体规律”。

　　简单来说，个人的成长过程和自由的增加过程一样，具有辩证特征。个人的成长即个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剧，一方面可以带来个人力量与完整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由于丧失与他人的原始共性，孤独、焦虑与不安全感也会与日俱增。人越自由、独立，同时愈发孤独。人们为了克服孤独会产生两种倾向：放弃个性，臣服权威，或自发地与人和自然发生联系（本质表现即为爱与劳动）。在这两大趋势之间，如果人的内心力量足够强大，自我增长能够与个体化进程相互促进，将产生一个良性循环成长的过程，否则二者间的撕裂将启动反对自由的逃避机制。人类屈从本能，疯狂潜滋暗长。

　　由此，弗洛姆将裴多菲歌颂的自由问题变成了一个心理学问题。这里的自由已非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地发展”，而是消极意义上的“摆脱本能控制，获得自由”。

　　被定义的自由

　　在自由的两重性之后，弗洛姆回溯了宗教改革以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他看来，路德和加尔文开创的新教教义孕育了所谓西方现代民主所代表的自由概念。在对新教主要教义的心理含义进行拆解提炼后，弗洛姆发现了其中可能诱发自由负面效应的那一面，即不断强调人的根本邪恶和无能为力感，以此召唤信徒“信仰得救”，他们只有厉行节俭艰苦奋斗才能跻身上帝欲拯救之列。如果说新教为个人急于臣服于外在目的的性格结构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际上正是沿着宗教改革的方向，将宗教目的置换为经济目的，借助资本生产和商业精神继续影响着人的人格发生。

　　当然，弗洛姆并未忽视两个时代意识形态表象——宣扬禁欲奋斗与极端自我中心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冲突，他指出了这种现代社会极为普遍的自我中心与自利动机的虚假性：自恋的人其实不爱别人也不爱自己，因为现代人的“自我”实际上是被社会角色规定后“社会自我”，这使得现代自私本质上成为一种对外的贪婪，其根源在于真实自我的挫折。由此，弗洛姆揭示了人类一再发起打破外部束缚的斗争来获得自由的虚妄性，因为敌人并非仅仅来自外部，而是一直被忽略的“妨碍人格自由充分实现的内在因素”。这种对现代精神的批判性解构，无疑使弗洛姆的思想具有了某种后现代性。

　　在我们今天看来，弗洛姆的理论或许有过于夸大主观因素之嫌，但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些方法论上的启示，比如观念与表述之间的裂隙。任何对个人思想或某种意识形态的心理分析都要注意，由于受到潜意识动机驱使，一个看似主观确然的逻辑概念在潜意识里可能另有所指，其内在的情感矛盾调和常借助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对理想抑制的口是心非来进行，例如加尔文主张信仰平等的预定论中实际蕴含了不平等的原则，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埋下了种子。

　　暴民的反思

　　弗洛姆的最后两章重点论述权威主义性格与机械趋同两类心态类型是如何具体转化为两种意识形态“纳粹心理学”和“现代民主”，如果结合附录“性格与社会进程”，三章的共同主题在于观察潜意识心理如何与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显性的群体社会效应。这也是弗洛姆问题意识的最终落处。对“社会性”的突出是弗洛姆与弗洛伊德所谓封闭式心理学研究的区别所在。

　　弗洛姆的自由理论诞生于法西斯主义疯狂点燃的世界性战火中，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这本更为耳熟能详的著作诞生背景同样是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如果说到两部经典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发现并反思这种群体不可思议的暴力和疯狂。相较于后者，弗洛姆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强调心理、意识形态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突出了社会因素。弗洛姆对法西斯心理的剖析是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首先立论纳粹主义是心理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依托、同体推进的产物。随后严谨地对“信徒”做了区分：除了狂热政治信仰者，还有相当一大部分害怕孤独的从众者，而后者身上投射的正是鲍曼“共同体”思想的阴影。在之后的论述中，弗洛姆详细阐释了通货膨胀如何转化为社会文化因素，对下层中产阶级的心理造成影响，而这些负面心理最终是由于社会历史契机才得以转化为破坏自身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暴力机器。直至最后，弗洛姆才推出权威主义性格的“施虐——受虐”心理是如何作用于希特勒与他的支持者身上。社会因素的突出让弗洛姆的理论成为有本之源，因而更有说服力。

　　自由与社会

　　弗洛姆在讨论自由为现代个体带来孤独与无助的结果时，指出了两个逃避方式：其一，投入权威主义的怀抱，其二，带有自我欺骗性自由意志下的机械性趋同。在最后一章中，弗洛姆重点论述了我们的文化是如何促成这样一种“个体之错觉”，并提出了与消极自由相对的解决方案——积极的自由。弗洛姆指出，教育的结果常常违背初衷而对儿童的自发性造成压抑，途径就是扼杀原始/原创思想，以伪情感/思想加以替代和扭曲，或以“真理的相对性”损伤追求真理的思想动力。这样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怀疑所有印刷的和宣传的东西，二是天真地相信权威所说的任何东西。讥讽与天真二者的集合，便是现代个人的典型特征”，现代人正是在自我丧失与自我欺骗的共同裹挟下在趋同与虚假的“自我确立”中无限循环。至此，自由似乎已不再是值得讴歌追逐的理想，而是成为人类无可挣脱的悲剧性宿命。弗洛姆终于给出了自己关于自由问题的答案——“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在弗洛姆看来，艺术家和儿童才是真正的自发者，自发不必牺牲自我，因为自我与他人和自然世界连成一体，而这个联系的方式就是爱与劳动。

　　自由问题出自社会，又归于社会，自由问题根源于人与世界的本源性纽带，解决之道依然在于外向性地建立新的联系，其中唯一的变量就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增强，而这个成长的过程依然离不开社会。社会的创造性由此体现。

　　本文作者闯闯，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白羊座，东北人。奉行格言：宅若久时天然呆，呆到深处自然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