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矛盾与缝隙中寻求自我的身心安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境遇；更好的未来，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努力。   

　　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我读到了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此书以黄灯老师在教学实践中接触到的学生为个案，展现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从国家主导到资本与资源主导，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变化，同时也描绘出了教育边际效应递减、学生命运分化与阶层固化加剧的图景。看到书中学生对于各自命运的承受与抗争，我开始审视自身求学求职的道路，同时追问现象背后的缘由，但受限于自身的经验，时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与困惑，难以真切地把握自身的处境。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曾讨论“真实”“诚实”“虚假”“的问题，要做到“实”就要反思“虚”，同时，“诚”是通向“真”的前提，但“诚”仍需进一步的反思才能接近“真”。因而，我便从自身有限但真实的经验出发，以“诚”的态度，努力向“真”靠拢，“真”或许并不是无可置疑的真理，“真实”本身或许就充满了矛盾与缝隙。

　　当下，学历贬值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其造成的影响又并非全是负面的。听到“本科多如狗，硕士满地走，博士一走廊”的说法的时候，我尚且没有有切身体会，便试图从切实的数据中寻找答案。作为从高考大省河南走出的2006级本科生，我的高中母校是小县城里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当年考上二本者仅有一百多人，考上一本者仅有几十人，2006-2021的十五年里，每年考上二本的人数尽管有所起伏，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在2021年高考中，母校的二本上线者高达1472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十五年前的十倍，一本上线者也高达433人，同样也是十五年前的十倍。

　　就河南省的整体情况而言，2016年的一本过线率是2006年的近三倍，本专科整体的录取率也翻了一番。从这些数据来看，学历的“含金量”的确被稀释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有限的岗位面前，大学生们势必面临着学历内卷，当下的考研人数、成绩与十年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矛盾的是，学历“含金量”的稀释意味着大学生就业的艰难，却也意味着教育普及程度的切实提高。新世纪之初，有太多人并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初中时就读的乡镇中学初一有七个班级，到初三时只剩下四个，最终四个班级两百多人中只有二十一个人正式考入县城的重点高中，换言之，有更多的人选择了职业教育甚至悄无声息地辍学了。较之二本学生，这一群被精英们遗忘的“他者”事实上处于一种更为喑哑的境地。

　　这一矛盾引导我继续思考，在新世纪的二十年里，教育究竟在社会阶层的流动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学生从入学开始便要直面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这其中不仅有地域之间的不均衡、城乡之间的不均衡，更有阶层之间的不均衡。记得在我当年的小升初考试中，我所在乡镇第一名的成绩刚刚够到城关镇初中的录取分数线，三年后的中考中，乡镇中学与城关镇中的成绩差距有所缩小但依然存在，这尚且仅是同一县域内的差距，遑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天壤之别。高三时，学校为理科重点班聘请了一位从市区重点高中退休的数学教师，由于我们班数学老师请假，这位老师便到我们班讲了一次课。看着他在分秒之间轻松拆解那些我们思考半节课都没有头绪的难题，当时的我瞠目结舌，真切地感受到了何谓降维打击，以至于这一记忆在多年后依然清晰。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是一位极其敬业负责的好老师，但与这位老师相比，其知识体系的完备性还有明显的不足（在此向我敬爱的数学老师致以深深的歉意）。教育资源在阶层之间的不均衡性的影响更直接地影响到了个人的命运，我初一时，班上一位聪敏漂亮的女同学被父亲逼迫辍学打工为九岁的弟弟攒钱盖房，班主任的探访也未能改变结果。初三时她回校探访同学，说起在本村的小学当了代课教师。我无法知晓她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挣扎，终究我们还是成了彼此的“他者”。

　　近年来，年轻一代的农村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经济条件较好者会尽己所能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而经济条件较差者则只能让孩子留在乡村小学。这样的现实让我不禁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那句话：“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但无论如何，教育还是让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也是其中一个幸运者。最近几年，我的高中母校有不少人借助“筑梦计划”“强基计划”等专项计划进入名校，这些专项计划也或许正是一种促进阶层流动的措施。正如孙立平在《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一书中所言，教育一方面复制或再生产着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了渠道，这是一种矛盾，却也正是当下的现实。

　　黄灯老师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比较了06级本科生与15级本科生的境遇，认为15级本科生遭遇了更为坚硬的阶层固化，仅凭个人的能力难以找到一份可以安顿身心的工作，更易陷入一种难以看清前路的迷茫，继而提出了一个所有大学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还是学到应有的技能，是增长见识、开拓眼界还是为了进一步深造？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对“学而优则仕”进行功利化、世俗化的理解，认为凭借优秀的学历便可以攀爬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当下的高等教育则倾向于迎合市场的就业需求，“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而苏格拉底则把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楣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当作自省与教育学生的重要目标。在我看来，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高等教育的意义或许在于让人学会运用理性思维，在历史的潮流中看清自身的坐标，同时保持永远学习的能力。这些在纸面上飘忽的言语只有落入实践才有真正的意义，实践的过程则曲折而漫长。在历史中看清自我是件困难的事，黄灯老师对于15级学生把自身处境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感到震惊，然而正是由于黄灯老师经历了不必忧虑工作、没有高房价的时代，才会自然地具备叩问当下的历史视野，而九零后、零零后一代人只能从书本与网络中，从父辈的经验中间接地探寻中国走过的道路，问询房价高昂的原因，进而摸索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同样，要认清自身的兴趣、优势、能力也并不容易，不仅需要老师、家长的引导，也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与蜕变。

　　处在求职过程中的我的思考、权衡与《我的二本学生》中的刘婉丽、陈雪等人并无实质性区别，终究无法绕过房价、待遇、生活成本、工作压力、发展前景以及工作的价值感、意义感等问题。我并未如黄灯老师笔下的大多数06级本科生一样较早地安顿好自己的生活，或幸运地赶上房价平稳的时机，而是较为偏执地走上了考研考博的道路，但也未曾后悔自己的选择。当下的我不会把离开北上广深当作一种溃败，我想，这或许并不是一种阿Q精神。毕竟，个人凭借自身能力就能留在一线城市的现象也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留在北上广深的执念又是否曲折地通向了对于阶层逻辑的认同？书中的陈雪由于看到辅导机构对于家长、学生的压榨而对自身的职业产生了质疑，甚至打消了非留广州不可的热望，而身边诸多同学的经历也在提醒我，不管身在何处，从事何种工作，都需要从日常工作中寻求一份精神支撑，至少达到一种逻辑自洽。或许，我会像黄灯老师一样，成为一所二本院校的老师，而我又将如何在课堂上实现与学生的彼此照亮？无论如何，在矛盾与缝隙中寻求自我的身心安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境遇；更好的未来，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潘旭科，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轻度纠结症及拖延症患者，时常挣扎于美食和减肥之间，时时向美食屈服。贪恋美食、美景、美人等一切美好的事物。

　　来源：读书郎闲笔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