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和我们，都要从学会保护身体开始，捍卫精神，勇敢面对，克服生活的苦。

　　初读阎连科的散文《她们》，心下便生出一种温柔的感觉——这是一位男性细心地书写着以自己的眼光看到的女性生存状态。他的婚恋对象，他的姐妹婶娘，他周围的“她们”。在无奈的人生里，他甚至也未必不在有意或无意间伤了她们，但他仍然以温柔又坦率地笔触将这一桩桩往事娓娓道来，她们的群像，映入我的眼帘，我也想起了我身边的“她们”。

　　与《她们》的主要面向相同，读此书，我更容易联想到的是那些相异于“白领”“知识分子”等中产阶级女性的妇女。为了便于讨论，我只好不够恰当地称之为“底层女性”。

　　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其实是普遍存在而被我们盲视的，她们的生存状态不仅困难，而且困顿，始终是一种含混的进行状态，是非常随机的。在我看到的案例里，尽管她们会为了命运去挣扎，但是这种挣扎大多带有赌博的性质，人生的进取并无规划或者规范可言，有的只是自己的“主意”，和“拿定主意”的信念。

　　有一次，我回农村老家参加一个白事，遇见了一个远房亲戚，是我的一位表嫂之类的角色。她年轻的时候从甘肃跑到我的老家——一个被城市人也称之为山里的小村镇。跑的原因不好多问，只听说大约是因为她甘肃那边的丈夫打她下手太狠了。一个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忍受被打的，这是天然的生存权，与性别无关。所以，她选择了离开——用别人口中的话说，是“跑了”。她就这样跑到我老家的村镇，这里也是典型的西北，贫困，辽阔，清苦，但据她说，比甘肃还是好多了。机缘巧合下，她嫁给了我的一位表哥，这位表哥之前的妻子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女儿。可能是出于想要好好过日子，过得其乐融融的念头，他们俩也没有再生孩子，这位表嫂对丈夫的女儿很好。用她自己的话说，“娃都愿意把她叫妈哩”！

　　令人唏嘘的是，日子好像刚刚过好，她们的女儿刚刚完婚，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很年轻，只有四十多岁。

　　这个家里，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甚至没有共同姓氏，她就这样孤单地生活在这个村庄，生活在这个家族。我与她的相遇，就是因为她坚持作为我那位表哥的家庭的唯一代表，参加了乡土中国中的各种红白喜事。

　　她一个人代表了她的这个家庭，即使她完全可以从这个家庭剥离——因为没有了丈夫，也没有和这个丈夫的孩子。

　　她是真的茕茕孑立——一个女人拼命地想过好，在和命运抗争，她逃离第一个家庭，她舍下第一个孩子，她放弃生育自己和丈夫的孩子，全心对继女好……虽然抗争的路径含糊，称不上什么壮举，但是我们都看得出她很努力。可，一个人，怎么就能这样命苦？

　　她的这些经历，使我们这些在场的女性听了非常唏嘘，大概身为女性，都有一种同情。我的女性亲属们都在陪着她感叹：女人命苦啊！可怎么办才好呀！可是大家都是想一想，哭一哭，仿佛在看祥林嫂一样地为她掉眼泪，陪祥林嫂哭一样地掉眼泪。这桩白事结束，大家都走了，我也随着家人离开，那时真的感受到了自己身上有一种无能为力的逼不得已的冷漠。

　　她们的命运，是我能改变的吗？

　　中年女性的命运之苦是生活的重压，而很多底层青年女性的生存状态也很混沌。

　　虽然受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信息扁平化的影响，她们渴望着城市生活，但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缺少思考的习惯、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等多方面因素，她们很多时候就比较草率地、在很多偶然间交代了自己命运——早恋、辍学、打工、早婚、未婚先孕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我过年回老家时，往往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她们往往是我的远房亲戚之类的角色。

　　但是对于这些，我没有资格置喙，亲戚之间是有那种敏感的——就像阎连科写的母亲与四婶之间，讲究个“人上人”与否的说话的艺术。她们可能会觉得我开口说这些就是见不得她们过的好，会觉得我“城里小姑娘”说的不符合她们地生活实际。况且，她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其人生本就不是我能够或者应该干预的。但是将心比心，我真的非常心疼我的姐妹们，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她们能够思考的时间久一点，把自己保护的好一点，让自己的思想和条件成熟一点，不要太早做决定。但是她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圈子，她们有自己的“打定主意”和不得已，所以依旧是没办法。

　　而且，新闻里的她们也十分不好过 ，“某地23岁女性因为不孕被家暴致死后被娘家配阴婚”，“高知美女李靓蕾也要手撕前夫”，等等。这些荒诞的情况情况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真实发生着。

　　就像阎连科书里写的，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车轮流水的这样啊！

　　所以，我想说，妇女问题里面，其实有非常显著的阶级问题。所谓的女性知识分子，或者说中产阶级以上的女性在讨论的女性问题、女性困境，或许对于底层女性而言已经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良好生活了。以我们这些女学生、女学者为例，大都认为底层女性的困境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无端暴力、经济限制、情感控制等等问题，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生活中呢？所以，研究妇女问题的时候还是存在着将其作为客体去审视的小小偏颇。当我在偶然的事件触发后，意识到了这一点，更觉得高蹈的主义不该代替实际的行动。她们和我们，都要从学会保护身体开始，捍卫精神，勇敢面对，克服生活的苦。

　　稍微放大一点，我们不难看到这个世界上女性生存状况差异之大，性别理论的话语权基本上在西方世界的手中，而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状况和西方发达国家差异巨大。难以置信，身处南粤的我们短裙热裤时，喀布尔的女孩子们连眼睛都要罩在纱窗下呢！

　　从这个角度上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路也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她们”本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个人的境遇或者审美可能是一种比较精英的，但是如果接触和关心更加广泛的群体，这些个人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就显得虚假和“幸存者偏差”了。

　　《她们》和“她们”启发了我，在关注性别研究的时候，不要屁股决定脑袋，真的去关心更多、更大范围的人，在她们需要的前提下，如果能够帮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困境，提供给她们新的视角，陪伴她们一起去寻找更好的可能的人生路径就最好不过了。当然了，尊重他人命运更是重要的。也以此句提醒你我，别因为“正确”和“应该”而妨害她们所热爱的生活和宝贵的情感。

　　本文作者晕晕，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笑点泪点双低型选手，立志保存一颗柔软的心。

　　来源：读书郎闲笔微信号